所谓“西藏组画”，是我七件毕业创作在1980年展出后外间给予的名称。其实，当我在拉萨城创作时并没有幅数的预设，更没有作成“组画”的意思。为了背离巨型的、单幅的、叙事的、主题性的文革创作模式，我选择了小尺寸的、多幅的、非叙事的、无主题的作法，一幅接一幅画，每幅画题也务求简单。

　　在1980年左右的中国美术界，类似的尝试尚属初见。此前长期形成的创作观，是作者提呈一幅巨大的创作，然后给出意义明确的解释，并据以落实为作品的名称。因此当评家描述我那些小画时，同时面对七幅画，不便一幅幅称引画题，于是统称之为《西藏组画》，沿用至今。

　　1980年我毕业留校，翌年取出在拉萨期间早已画出的部分素描草图，继续创作——我当年最为迷恋的印象，便是藏人进城互拽衣袖以防走失的淳朴相：《进城之一》，画的是三位彼此牵衣行走的女孩；《进城之二》，画的是怀抱乳儿的妻子拽着丈夫的长袖，也即后来被发表最多的那幅。这幅《进城之三》，是根据许多草图中夫妻进城的不同变体画之一，作成油画的。图中夫妻的行走方向及装束，与上一幅相异。后来去到纽约，我根据别的变体草图，画出进城之四、之五、之六……但毕竟失却真切的感受，远不如人在国内时画的这几幅了。

　　杜尚有言，一件作品之所以著名，并不全在作品本身，而在这件作品被人一再提及的次数。有幸而不幸，我的七件“西藏组画”至今被一再提及，有如重复戳盖的印记，而稍后制作的篇幅，在我一面，未曾出示，在公众一面，也便不知，成了陌生的作品了——今次回看《进城之三》，我惊异于自己尚未出国前作画的专注与朴实，后来虽则大开眼界，单是米勒的原作就见及不止百幅，然而再也不能寻回彼时的纯真。现在我瞧着画中那位女子朝我看来的眼神，不知作何感想：她是我一笔笔画出来的，然而如今我也成了她目中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