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艺术学院从今年开始，也在进行一个比较大的课题研究“20世纪中国绘画”，油画是一个主要的研究方面，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问题都可以纳入，可以进行一些个案研究，也可以进行风格流派的研究，包括今天几位提到的一个现象，比如梁锡鸿，他进行的现代主义的尝试，在那样的一个时段，而1940年代之后就不做了，回到了写实之中，这是为什么？究竟是个人审美趣味的改变，还是局部环境，或者社会的大背景发生了变化？如果是后一种的话，对艺术史的研究就具有更大的典型性了。在这方面，四方美术馆的这个展览给我们提供了启发和思考的空间。

　　吕澎

　　这个展览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多，但是按照今天的会（议要求），和目前想做的事，可能主要还是（从）两个方面，来激起我们的思考。一个是从资料的完整性、系统性来看，我们其实并没有一个20世纪的艺术史，我们（掌握的资料）七零八落。过去出版的一些东西都是站在一个局限的角度上，无论是学术观点、史学观点、资料，我们都没有一个完整的20世纪艺术史。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可是，今天的这个展览提示了我们未来应该做什么事——我们应该像四方美术馆这样，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去尽可能完整地收集资料。没有大量的、完整的资料，我们是无法对历史做出判断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我认为，最主要的工作是收集资料，收集文字文献、图片文献、原作，不管它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在什么地方。我在这里透露一下，我很偶然地在苏州见到一位医生，他收藏的范围，恰好是早期鸦片战争之后，广州、澳门、香港这个区域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如果按照我们过去的一些文献和资料来看，补了很大的一个缺，因为他收集的面、数量还不算小。比如刚才段炼说到的那个英国画家叫钱纳利，钱纳利的资料他手上都有，而且是原作，同时还有土山湾的一幅油画，非常有意思。此外，我们说的外销画也好，国外的画家旅游到了澳门，搞的一些写生，无论是素描、油画，还是别的一些材料，当然也包括很多当时沿海地区的一些中国画家和画工，他们所完成的资料，他（指苏州的那位医生，整理者注）那儿很多。他是通过十来年的时间，到各国的拍卖场上去，看中一件就买下来。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工作是资料工作，没有一个完整的资料，我们是无法做出判断的，有判断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这是首要的工作。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1976年以前——我都没有说是1949年以前——的作品，我们都存在一个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这个工作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是非常艰巨的。我们的20世纪是一个破坏的世纪，所以我们寻找资料非常困难，它不像其它国家和民族，有很多延续性的东西留下来，我们是到一个阶段就要把前面干掉，消灭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收集资料实在是太困难了。所以我刚才看到闻立鹏老师编的闻一多的这本书，我当时就想看闻一多还画了什么？
　
　　我相信我们一定是遗失了很多东西。

　　第二个工作，就是要做历史的结构性的判断。民国也好，早期油画也好，30年代也好，这些词怎么安排我觉得比较好办。关键是，我们所收集的这些作品，什么时候发生的，它的前后是什么样的关系，这里面有时间问题。刚才已经有好几位谈到，很多画家为什么到了不同的时期发生了变化？它有时间上的问题。其次，有事件上的关联，有些艺术家的工作很独立，所以我们很难了解他过去的历史背景，（尽管）后来我们（可能会）发掘出来，可是他在历史中究竟是怎样的位置，上下文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种事件关系我们不清楚。那么当我们有了资料之后，一位艺术家在历史中究竟应该在怎样的位置上，相对来说，是准确的、有价值和意义的。而他的另外一个时期的作品，有可能作为他的个人史，我们可以去做个案研究，但作为一段历史，可能他是次要的。这是我们要摆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