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最最重要的，也是最复杂、最难以处理的问题，就是一百年当中的问题。我们的这么多艺术家在不同时期完成了这么多作品，我们现在去用审美的观点，巡视的观点去分析，严格说来比较简单，大致就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的这么一个记录。当然，每个艺术家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可以做个案的分案研究。但是一段时期中，这些艺术家，从他们的数量、位置、想法看，究竟在这一百年当中应该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对这一百年当中的艺术家所处的位置进行思考的话，那么就很难对这个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判断，尤其是1949年以前的，比如说（这次）展览里出现的赵兽，我就打电话问过小山，这个赵兽（的画）为什么是1980年的？1980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在1980年画这个东西，事实上（应该归入）他的个人史，跟我们的这个百年史，在线条上来说，也许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么赵兽最重要的时间段，他的艺术、艺术思想是在那一时期呢？刚才有些人已经谈到了，就是早期成立画会，所谓的超现实主义，那个阶段，他们的宣言、口号、办的展览，以及所出现的作品，在那个时间段，他的意义可能更为重大。那么，为什么他是重大的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艺术史中的问题，就牵扯到当时向西方学习，以及怎么学习的问题？就会牵扯到当初1929年怎么会有徐悲鸿、徐志摩一帮人对现代主义、写实主义作品做不断的讨论：一部分艺术家坚持他们自己跟另外一些艺术家风格与倾向的不同。那么，这个“不同”在当时的背景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要研究的重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料的准备是长期的。而且资料的收集所面临的问题，严格的来说不是资金的问题，而是我们找不到那些早期的资料究竟在哪里！只有一点一点的收集。换句话说，当我们把资料收集得很完整的时候，一个历史的框架自然有初步的呈现。我们在谈到历史的时候，最早我们会谈到李铁夫、冯钢百，然后一下跳到鲁迅、左翼，再跳到延安，再跳到文革。有时候1947年就算了，因为政治的原因 。那么好，从1911年到1937年，这么一段20年的时间，（我们的所知）微乎其微，尽管有一些零零星星的资料。所以，当我们把这一段时间的资料全部搜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不是在改写历史，而是在认认真真开始书写历史，（因为这之前）我们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最应该做的工作，还是资料工作。至于判断，史学方面的判断包含了很多因素，有方法问题，有立场问题，而且这个立场问题绝对和我们国家这特殊的一百年是相关的，就是政治立场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一个政治判断，政治分歧的问题，比如说邹跃进写了个《新中国美术史》，当然（“新中国”）这个词，三个字的词，是来自1949年之后的一个词，那么“新”是什么概念？跟民国的差异点在哪里？两个时期究竟有什么不同？（如果仅）从画面来看，哦，这个是反映了什么题材！这很容易。但实质差异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做史学判断和研究要做的工作。随着改革开放到今天，尤其是讨论两岸关系的时候，这些历史问题全部都浮到水面：我们怎么来看待过去？如果对过去的看法没有一个调整和转变，我们这段历史怎么写？

　　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这些作品也没什么了不起嘛，无非就是西方的那套东西。换句话说，从油画这个概念开始，我们究竟有哪些东西不是西方的？没有受到西方的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尤其是在19世纪，具体到我们的美术史，到了19世纪下半叶，西方的很多画家、艺术家，通过各种渠道，从非洲、亚洲、日本看到很多东方的东西、非洲的东西，（并且）对他们的作品产生影响，那么他们的作品又算个什么东西呢？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待这一百年，不要简单的用东、西方的眼光来看，并受其影响。这个过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说的（二十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油画，在这一百年当中，究竟是不是一个简单的、向西方学习的概念，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