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国内的油画市场并不景气。最初京沪两地有多家拍卖行开拍中国油画，由于藏家、买家很少，致使不少拍卖行放弃了中国油画的拍卖，能坚持的恐怕只有嘉德等极少数拍卖行。近几年，随着中国艺术品行情急剧升温，各路藏家对中国油画价值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不少藏家认为油画是一种国际性的收藏品，已故的世界级名家作品价格常高达百万乃至千万美元，而在世有成就的油画家作品价格也大都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美元。外国大多数博物馆、美术馆、皇室、大企业集团都以拥有一批油画藏品为自豪。从某种意义上说，油画是极富表现力的艺术门类。此外，油画的含金量突出地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画家为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所投入的精力和时间相当多，往往需要反复琢磨和制作，以使画面达到画家追求的艺术效果。其次是油画的创新，也就是一个成功的油画家的作品必须要有民族性、时代性、思想性和自己的个性。2005年许多拍卖行都推出了油画作品，成交量明显扩大，如中国嘉德油画专场总成交额为1.3亿元，成交率达92%；保利公司油画专场总成交额为1.08亿元，成交率达91%；华辰油画总成交额为0.35亿元，成交率达82%。这些佳绩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随着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急剧升温，原本被市场冷落的中国油画异军突起。特别是当代一些油画家可谓迭创新高，如陈逸飞的《有阳光的日子》在嘉德拍卖会上以440万元拍出，随后，他的《大提琴少女》在上海崇源拍卖会上以550万元成交，《大吉图》在北京红太阳拍卖会上获价605万元，《布达拉宫》被浙江中财拍至825万元。在陈逸飞作品行情的带动下，陈丹青、陈逸鸣、何多苓、罗中立、靳尚谊、陈衍宁、沈尧伊、姜国芳、王沂东、艾轩、杨云飞、刘小东等人的油画价格也水涨船高，真是令人可喜。然而，笔者发现在中国油画市场中，第一代油画家的作品显然是尚未挖掘的大金矿。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海禁大开，风气丕变，一批仁人志士远涉重洋学习西画艺术。当时主要去西方和日本两地，如李铁夫，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潘玉良、吴法鼎等到欧洲，李叔同、陈抱一、颜文樑、陈登波、卫天霖、关良等到日本。陈抱一于1915年与邬始光、汪亚尘等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画会——东方画会，1921年与萧公权、张聿光等创办晨光美术会，1925年又与蔡元培、丁衍庸创办中华艺术大学。而刘海粟于1912年创办上海国画美术院（后改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长，率先在教学中实行人体模特儿写生和男女同校的办学制度，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专业性杂志《美术》，倡导美术改革。此外，周湘1911年回国后在上海南市及八仙桥等地创办了上海油画院、中西图画函授堂和布景传习所等私立美术教育机构，吴法鼎与李毅士于1922年创办了阿博洛学会，颜文樑1922年回国创办了苏州美术专科学校。30年代，徐悲鸿和汪亚尘、陈抱一等人发起组织了默社，这些都为推动西画在中国的传播起到巨大作用。

　　刘海粟（1896～1994年） 是我国近代杰出的书画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原名刘磐，字季芳，江苏常州人。刘海粟自幼酷爱书画，6岁读私塾，14岁到上海背景画传习所学西洋画。1912年与邬始光、张聿光一起在上海创办现代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国画美术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前身），并任校长，招收了徐悲鸿、汪济远等高材生，首创男女同校，采用人体模特儿写生和旅行写生，为西画事业在我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19年到日本考察绘画和美术教育，回国后创办天马会。1920年10月赴日本出席帝国美术院开幕大典，回国后著《米勒传》《塞尚传》等介绍西洋艺术。1927年再次东渡日本举办画展，作品被争购一空，日本名家桥本关雪誉他为“东方艺坛的狮子”。1929年遍访法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等国考察美术，与毕加索、马蒂斯等画家交游论艺。巴黎大学教授路易·拉洛拉著文称刘海粟是“中国文艺复兴大师”。抗日战争时期曾闭门研究中国古代书画，渐入堂奥。新中国成立后，刘海粟出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57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又被打成“反革命”。然而，刘海粟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特别是七八十年代，正当人们认为中国画已到穷途末路之时，刘海粟先后对中国画的泼墨、泼彩技法进行了探索。如果说张大千在海外创造了泼墨、泼彩技法，那么，刘海粟则是国内泼墨、泼彩的第一个创造者。曾两次代表我国参加了法国秋季沙龙，并多次在海内外获奖。1981年刘海粟被意大利国家艺术院聘为名誉院士；英国剑桥国际传略中心授予刘海粟“杰出成就奖”；意大利欧洲学院授予“欧洲棕榈金奖”等。为了弘扬刘海粟的艺术成就，上海、常州分别建造了“刘海粟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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