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王致诚在供职清宫期间绘制的作品为数众多，“除了几幅为教堂绘制的宗教画外，他还应皇帝及各类人士之约，作过二百多幅肖像画，其中有皇帝本人及皇亲国戚的，有满、蒙、汉文武大臣的，也有外国使臣及传教人士的。当然，他的主要作品都是按乾隆的旨意制作的，且绝大多数是与中国画师与清廷的其他外国画师合作而成的。”可以说，王致诚作品突出的特色及其影响，主要集中在其油画艺术方面，这在遗存的王致诚的油画作品，如《乾隆射箭油画挂屏》和若干少数民族首领功臣油画肖像中得以显现。

　　在清代内务府造办处的《清档》档案中，王致诚的相关“油画”事项有诸多记载。如“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内称为本日太监毛团传旨：万方安和挂屏着西洋人王致诚画油画。”乾隆十九年七月“承恩公德保领西洋人王致诚往热河画油画十二幅”。“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员外郎郎正培奉旨：西洋人王致诚热河画油画脸像十幅，着托高丽纸二层，周围俱镶锦边。”事实上，王致诚在清廷内的油画活动，同样是一种“很不顺利”的艰难历程。《燕京开教略》曾经写道：“德尼(按即王致诚)画法虽精，奈皇上以中国时尚，惟好水画，德尼不能尽其所长。皇上谕工部曰：水画意趣深长，处处皆宜，德尼油画虽精，惜油画未惬朕意，若使学习水画，定能拔萃超群。即著学习其法。至于写真传影，则可用油画也，令知朕意。”

　　由于油画在清廷的特殊境遇，造成了这种艺术无法以独立和完整的面貌，大量出现在清宫院画之中，而只能是相当有限的范围体现其艺术价值。那就是写真肖像。所以，以油画而擅长的王致诚，只有在绘制肖像时，才能完全运用其油画技法所长进行创作。

　　但是，王致诚的“油画脸像”绘制，由于宫廷特殊的要求和限定，使他的油画艺术的施展空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1743年，王致诚在一封信中，曾经说自己主要是在丝绸上画水彩，或是用油彩在玻璃上作画，很少采用欧洲的方式作画，除非是为“皇帝的兄弟们、他们的妻子和几位有血缘关系的皇子和公主”画像。而王致诚的如是境遇，正好也说明郎世宁的独幅肖像油画少见的缘由。“由于清代宫廷的油画，除了小部分皇族肖像外，大部分是用于装饰用的屏风和墙画，这些供装饰用的油画不可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建筑物重新翻修时就会被掩盖或堆放在仓库的角落，所以当年尽管有不少宫廷画师画过油画，但留下来的作品极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体绘画”在清宫中所处的文化境遇。

　　以郎世宁、王致诚为代表的西方画家为了适应中国的欣赏习惯和宫廷的需要，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放下油画笔，开始接触中国的纸、绢、笔、墨和砚，学习中国画的技巧而创作，综合了中西不同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在作品中，他们采用了例如：人物用西法，背景用中法，或干脆由中国画家来画；面部塑造采用正面光源，以减轻明暗度的差别，使光线和体积原则有所减弱等方法。——总之，他们集中于透视和明暗画法的变通，适应清宫“古格”和“雅赏”的需要，以此显现清宫油画折衷主义色彩的画法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