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原祁(1642～1715年)是清初“四王”之一，开创 “娄东画派”，一统清代山水画坛两百余年，在中国绘画史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南京博物院藏王原祁《仿古山水图》册，纸本水墨，共12开，画10开，跋2开，每开纵29.5厘米，横35.9厘米，作于1696年，以北宋巨然、米友仁，元赵孟緁、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明董其昌等人笔意，笔墨滋润，风格高古，为王原祁的精心佳构之一。

　　本文拟就此作具体分析，最大信息量地揭示出其中的相关问题，以有助于全面认识、研究王原祁的艺术。
　　
　　一、索画人博尔都的旨趣

　　王原祁《仿古山水图》册是受清皇族博尔都之邀奉命而作的。博尔都（1649～1708年），字问亭，号东皋渔父、朽生，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孙，袭封辅国将军，后坐事追削爵位，1680年又复爵。博尔都虽碍于清廷之制，因为宗室而无官爵，但这却未能限制其在宫廷与皇帝面前的影响力。他本人雅好文艺，“少壮耽吟，一时名士文人多从之游”，与毛奇龄、姜宸英、屈大钧、王士祯、孔尚任、王骧、石涛等汉族文士、画家交往甚密。他擅长诗词，风格清雅，有《问亭诗稿》、《白燕楼集》行世。他又善于绘画，上海博物馆藏有其与石涛书画合璧册，上部为石涛于康熙四十五年（1705年）所作之七言律诗，下部为博尔都所画之小幅山水，取法南宗文人画，笔意清淡雅致，格调萧疏苍凉。

　　博尔都深受康熙皇帝的宠爱，1689年康熙二次南巡时，随驾南下，结识了许多江南文人。博尔都对当时绘画活动参与颇深。他凭借着皇亲国戚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与当时许多书画名流交游，充当书画家的赞助人的角色，是当时满族文化权贵的典型。

　　他曾与石涛、王骧等书画家保持着密切的交谊，香港至乐楼藏石涛与王骧于1691年合绘《兰竹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骧1691年2月作的《夏麓晴云图》都是赠予博尔都①的。由此推测，博尔都与当时在京的宫廷画师、文人画家的交往更是不在少数。

　　王原祁与博尔都的交往甚深，康熙九年（1670年）王原祁中进士观政吏部之时，两人可能便已交往。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46岁的王原祁奉调北上京师担任京官，两人的交往更是密切，这从此本仿古山水图册后王原祁的跋语可以推测一二。对已享有绘画盛誉的王原祁，雅好文艺的博尔都必定仰慕已久；而刚上京师且人生地疏的王原祁为巩固仕途，对作为皇亲国戚又是康熙皇帝跟前的红人的博尔都所表达的仰慕之情也必定会心动，两人的交往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1691年2月，王原祁曾应博尔都之邀为石涛《兰竹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补画坡石，倾心竭力。

　　博尔都十分喜好王原祁的绘画，用王氏的话说，“问亭先生于余画有癖嗜”。按册后的题识得知，此仿古山水图册当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之时，博尔都就索画于王原祁，历经三年，终成于丙子嘉平（农历1696年12月），其殚精竭思之心可以窥见一斑。

　　二、皇家趣味与文化建设

　　博尔都固然仰慕汉族文化，但他所传达的并非只是个人的意愿，而是他那个时期满洲皇室的整体文化倾向，反映出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后来，王原祁的这本仿古山水图册又为弘收藏，从1695年后的百余年间辗转于皇族贵胄之间，成为清初满族统治者政治、文化政策同步而行的历史见证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皇室的审美趣味与文化政策。

　　清初，满洲统治者有感于本族文化的落后，十分推崇汉民族的优秀文化，翻译汉文书籍，教化臣民。随着统一战争逐渐推向南方，北方地区变得相对安宁下来，这种客观环境提供了学习文化的时间和空间，谈诗赋词，习书作画，逐渐成为满族贵胄的一种时尚。康熙皇帝玄烨是清代第一个能用汉文写诗的帝王。在他的影响下，满族宗室贵胄们延请汉族文人名士教习自己子弟蔚然成风，《八旗艺文编目》中收录的属于满族旗人的诗文集便有600多部。《清稗类钞》记载满洲贵族习汉诗文者也蔚然成风，“宗潢颇多嗜文学者，自红兰主人岳端首倡风雅，而问亭将军博尔都、紫幢居士文昭、晓亭侍郎塞尔赫、鱁仙将军永忠、樗仙将军书耄、嵩山将军永遂相继起”。②

　　当然，满人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本非易事。统治者总结了蒙元拒绝同化，虽兵精将猛，抚有欧亚，不足百年亦被驱回大漠的教训，决心站稳脚跟，长远统治。入主中原之初，即以全面继承明朝典章制度文化为治国之要略，到康熙亲政以后，“融满入汉”虽非情愿，但也别无选择。特别是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康熙皇帝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朝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具。这一态度的转变为清朝满族统治者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也是治国方略的纷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为清初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当时，不少汉族官僚为这一新的政治动向而欢欣鼓舞，并预感到中国社会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理想状态。

　　应该说，稳定中原，必须稳定江南，而稳定江南必须安抚士子。新朝政权与江南遗老的契合点，就是保持和发展以儒学为根本的文化，这也是康熙不遗余力寻求的政权基础。博尔都是满洲亲贵中得江南文人赞赏的词人，自然而然地成为突破满汉文化藩篱的颇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尤其是他以宗室贵胄和皇帝近侍的身份，与彷徨困惑中的汉族文士相交，谈诗论艺，舞文泼墨也是游刃有余，明确无误地向他们传递着新朝文化政策走向的信息。更有甚者，1689年康熙二次南巡时，让已与江南文人保持良好关系的博尔都伴驾南下，其深意是可想而知的。汉族的文人们似乎对这个兼有诗人身份的满洲贵胄十分尊重和褒誉，与其说欣赏他的才华，毋宁说是对这种文化走向和态势的肯定、赞许和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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