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丰富文物艺术宝藏，在世界艺术宝库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放射着灿烂光辉。可是，由于我们经济落后，我们的文物艺术品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的价格却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文物艺术品价格相差甚远。如欧洲的毕加索与我国的齐白石几乎是同时期的艺术家，毕加索对齐白石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过，真正的印象派在中国，齐白石是印象派大家，他不敢来中国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有一个齐白石。
　　
　　可是，当时齐白石先生书画的价格每平尺只有10元。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经济得到快速发展。1992年有了文物艺术品拍卖之后，齐白石的书画价格开始飙升；1994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拍卖会推出齐白石的《松鹰图》，以176万元成交，第一次出现超过百万元的记录。1994年秋季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推出齐白石的《山水册十二开》以517万元成交，创造了当时中国画的最高记录。2003年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拍卖会上，此册页又以1452万元成交，价格增长了近三倍。在同场拍卖会上推出的齐白石《诗意山水册八开》以1661万元成交，这是齐白石先生作品的最高记录。2004年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推出的陆俨少《杜甫诗意百开册》以6930万元成交。当然，我们艺术家作品的价格，与西方艺术家作品的价格相比尚有很大距离，如齐白石作品的最高价位仅相当于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1.04亿美元的五十分之一，陆俨少的百开册也只相当于十二分之一。但是，只要我们国力不断增强，文物艺术品的健康发展，我们中华民族的文物艺术品还会不断创造新的高价格来。
　　
　　我们认为，生命短促，艺术长存，艺术是人类想像力充满神秘与诗意的表现。从艺术诞生的那一刻起，人类就证明了自身决心付出巨大的努力来赢得创造艺术美的特权。虽然与艺术共生的愿望是人类的普遍特性，但只有收藏家意识到了美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当梵高画了他的杰作《加歇医生肖像》时，其大胆的色彩和笔触猛烈地冲击了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梵高绝不会想到100年后，一名日本收藏家为这幅画支付了8250万美元的高价，创造了最昂贵的艺术品销售记录。当我们看着加歇医生的面孔时，再不会看到一个常见的忧伤与悔恨的肖像，而是一大堆金光闪闪的迷人的金钱。梵高、雷诺阿和毕加索可以说是财富和权势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我们时代的悲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事物都是要由金钱价值来衡量的，而大多数人失去了欣赏一幅画的美学价值的能力——这是不言自明的。那么，这些高昂的价格合理吗？西方工业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腾飞。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通货膨胀总是一个如期而至的副产品。当货币贬值的时候，艺术就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投资，作为抵制通货膨胀的屏障。这种价值如同股票和债券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衰退时期，不动产按指数比例增长，银行都愿意为购买艺术品提供贷款。从历史上看，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总是循环不断的，维持信誉和提高财产的价值都会推动艺术品价格的上扬。梵高的《加歇医生肖像》和雷诺阿的《红磨坊的舞台》被日本大实业家Pyoei Saito以1.6亿美元的价格买走。他从银行贷款买下这两幅画，以价值数十亿日元的地产作为抵押。像Saito这样的买主正以他们的非艺术财产，如地产为手段创造令人惊奇的世界购画记录。
　　
　　由此看来，日本人以世界记录的价格买下的几百幅印象派作品被日本的几家银行再拥有。这些银行曾贷款给这些投机的投资者。当日本人如此急于购买每一幅第一流的甚至第二流的印象派绘画时，人们不知道他们是过于天真还是神经出了毛病，不知他们是否承认别人看不到的某种市场活力。
　　
　　从高画价背景来看，除经济因素之外，还有艺术品自身原因。在美国每个城市，无论其大小都力图建立一个世界水平的艺术博物馆。从1950年至1980年就有2500多所博物馆开张，几乎每5天就有一所。博物馆成为现代艺术品的重要买主。与收藏家不同，博物馆有责任完成其年度购画任务，而收藏家买画只是出于他们的兴趣。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税收制度也鼓励艺术品投资，因为一件艺术品捐赠给博物馆就可以免税。如果把画捐给博物馆，就会按当时的市场价值得到一张税收信誉卡。一个电影明星可能挣到1000万美元，但其中400万美元将作为所得税上缴给政府。而为捐赠的一幅画只投入了10万美元，却可以免去150万美元的税。这样使美国的博物馆拥有全世界一批优秀的艺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