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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迹 郎世宁《乾隆大阅图轴》)
在清代宫廷画200多年的过程中，创作了内容丰富、数量众多、艺术精湛的作品。而为谋取私利而伪造假画亦屡见不鲜。本文就宫廷画如何辩伪问题，作一些初浅的探讨。
宫廷画作伪情况
清代宫廷画的作伪现象，与明代的沈周、文征明、董其昌，清代的王时敏、郑板桥作品相比，其数量要少得多。其原因主要是，其一，封建王朝法律严酷，如发现谁伪造皇帝的假画或假玺印，均要受到严厉制裁，甚至带来杀身之祸；其二，宫廷画主要为皇室服务，作品很少在社会上流传；其三，宫廷画家的作品艺术水准高，作伪难度大，费力不讨好，故传世的作伪较少。但确有赝品存世，有的现在还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中。以故宫博物院和辽宁博物馆为例，收藏的郎世宁、王翚、王原祁、蒋廷锡、张宗苍、钱维城、唐岱、张照等人的伪作就有40余件。至于全国的宫廷画伪作有多少，还难以统计。
宫廷画的作伪时间，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是，清末至民国初年。清室腐败，民不聊生，反清斗争风起云涌，最后清王朝灭亡。民国初年，末代皇帝溥仪及嫔妃、太监、宫女等仍居住紫禁城内。他们过惯了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国民政府提供钱远不够他们的挥霍。于是溥仪以赏赐为名，把价值千金的名家书画等盗出宫外，以低价出售。一些贪财爱宝之人则利用这一可乘之机，大量收购名人字画、古玩等，形成求大于供的新的艺术市场形势。在这种形势的刺激下，一些伪造宫廷字画的假手、作坊应运而生。造假的地点，主要在北京故宫北面的景山后面，地安门大街烟袋斜街一带。烟袋斜街是位于鼓楼前西北角向西南角斜出的一条小巷，长约500余米，为当时地安门内繁华的闹市区之一。此处所造的假字画（俗称后门造），以清代“臣字款”的宫廷画为多，如郎世宁、徐扬、邹一桂、钱维城、金廷标、董浩等人之作。伪画内容有山水、人物、花鸟、鞍马、走兽、仕女画等。伪造皇帝的各种“收藏印”和“鉴赏印”，如乾隆五玺（“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石渠宝笈”），乾隆八玺（加上“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乾清宫精鉴玺”）、十三玺以及嘉庆帝的印章。假手还伪作乾隆皇帝及各大臣的题跋。在装潢上，“后门造”用特制的材料装裱，与一般书画装潢不同，其质地多为锦缎，外观富丽堂皇，是其他文人画无法相比的。而“后门造”流传最多的是意大利籍画家郎世宁的大手卷，笔者就曾见有多卷这样的伪作。
同一时期，在北京琉璃厂一带，一些假手也伪造这类“臣字款”画。与“后门造”不同的是，琉璃厂所造伪作均为小幅纸本画，题材内容多为花卉、人物、走兽、虫鱼等。装璜形式有挂轴、镜心、册页等。画幅的四周有黄色粉纸金花圈，外边再用绫子装裱，有的还钤有“乾隆五玺”等伪印，有的则打一方假“乾隆御览之宝”或“乾清宫宝”等印玺。
宫廷画如何辨伪
清代宫廷画与职业画家和文人画家作品相比，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因此辨伪方法也有些不同。
从署款的形式看，清代宫廷画都用工整的楷书竖行书写“臣××恭画”、“臣××恭绘”、“臣×××奉敕恭画”等字样，画家姓名之前必须冠有一个“臣”字，表示此画是为皇帝而作。这些宫廷画，除在画幅上署款、钤印外，几乎不再书写其他文字，与文人画家可以在画上任意题诗或题记不同。这为鉴定宫廷画的真伪提供可靠依据。此外，还有一部分为皇帝或后妃画的肖像画，画家则根本不能署名。这给后人判断此画作者带来困难，却为鉴定宫廷肖像画真伪提供佐证。清代宫廷画的款题书法多为“馆阁体”，书风端庄严谨，运笔横平竖直，一丝不苟，代表书家有王际华、汪由敦、成亲王（永瑆）等。这种“馆阁体”与明代的“馆阁体”相比，却又有区别：前者运笔横平竖直，规规矩矩；后者运笔平正圆润，另有一番风味。宫廷书画家款题书法习惯，还有各自的特点。比如郎世宁，署款大都是规规矩矩的楷书，个别为仿宋字体，这种款书均不是他的真迹，而是别人的代笔，故不能作为鉴定其作品真伪的依据。从传世之作看，凡郎世宁真迹只署“郎世宁”三字款，而署“朗世宁”或“郎士宁”者均为伪作。因为“郎世宁”是他来到中国后所起的汉名，不能用同音字替代。又如宫廷画家王原祁，早年款题书法比较方正拘谨，颇接近董其昌，中晚年以后，书风发生了变化，书法结体方长，行书字写得拖拖拉拉，有拖泥带水之嫌，其横笔略为上挑，由左下向右上倾斜，中锋圆笔居多，结构严谨。从传世作品看，凡是王原祁的真迹画，其“王原祁”三字中“原”字倒数第二笔竖“亅”位置偏右，一笔直下，如“原”，而伪作中“原”字笔法与真迹不符，多写成“原”，即倒数第二笔不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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