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画非“画”

　　《释名》释“画”云：“画，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

　　这个释语，与《易·系》释“挂（卦）”之言几乎无别。《系辞》云：“挂（卦），卦也，挂物象以示于人也。”

　　两条释语中，都有“物象”。但是，“物象”一词，古今语义不尽一致，今语直指“物”之“象”，而《系辞》的“物象”则是抽象形式的卦象。

　　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颜光禄语说“画”云：
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

　　“卦”、“字”、“画”都是“图”，这样的解说道出了中国人对“画”的认识—凡形之于纸素、器物上的形式，不论其具体形态的性质，概可谓之曰“图”、“画”。抽象性的文字能被确认为艺术，与这种古典观念有密切的关系。而对纯粹抽象形式的“卦”，古人视之为“图”，今天却可以易称为“抽象画”。

　　“图形”自然是对外物形表的图绘，西方近代画学，舍物象无从言，所不同的是，“象”到什么程度，“写实”、“写意”由此分别，而我国的古典概念，却是兼容并包的—确认抽象的形式也是“图”，也是“画”，这是“写字”之所以能成为艺术的原因，而卦象则可视为我国抽象绘画的最早规模。

　　今人一见“物象”，便以为是“物”之表“象”。而古人则另有“理象”一义，所以，“图理”的“卦”，也是“物象”—万“物”生变之理的“象”—这是哲理之象。

　　因之，我国最早的画论，即宗炳的《画山水序》及王微的《叙画》，都据“理”言画：

　　宗炳云：“山水以形媚道。”王微云：“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

　　这“理”，就是“道”之“理”。“太虚”是“道”的别称，王微的说法很深刻，视感官的可见程度是有限的，而“理”是不可见的，换言之，画不可见的“理”也是“画”。

　　所以，中国画是画道体—尽管画家们是画山水、花鸟之属，但仍是“托物载道”。可是，这虚无缥缈的“道”怎么形之于纸素？或者说，画家如何经由绘物去体证“道”？

　　自然，不可能离物言道，在绘物的同时便创造着“理趣”，或曰“道趣”，此一大系统的核心，就是阴阳之理，由此核心辐射，凡正反存在的观念及物质形态也是两两相对地成为子系统的，于是，方位、形态、色彩之类，也都统于此彀中，故，凡上下、左右、疏密、轻重、黑白、方圆等等，都是那不可见的观念形态（“道”）的可见实证。所谓“媚道”，所谓“拟太虚之体”、那“媚”、“拟”的，就是这对立存在的二元。这样，“太虚”的观念便得以实在地呈现了。因此， 石涛说，不懂“乾旋坤转”之理，便必昧于画道。

　　从哲理转移到画理，从理念转移到笔墨实践、美学批评，这么大的范畴跨度，却转移得如此顺畅！

　　中国画的韵律，实在就是这二元的交响—点、线形态的变化，空间关系的疏密，色彩的呼应等，都是二元同构。笔墨创造的韵律，即为生动的气韵。“气”亦为“道”的别称，“生”即“易”“生生不息”的勃然活力。谢赫“六法”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此一条，它引导着中国画走向不以形似为品鉴标准的南宗画。

　　古人认知世界的基本出发点，如梁任公所云，是阴阳、五行。这种认识论是建立在感性经验基础上的“道化思维”。判断事理不是循乎逻辑以求物理，而是据玄理去作主观性的认可。徐复观先生说中国绘画的基础是玄学，潘天寿先生则说是哲学，二先生说法有别而精神一致。然就精确论，则徐说更佳。“哲学”无自然科学的支持，则难以谓其为科学体系。古人之“哲”，乃聪明之谓。这与西方概念不尽一致。

　　“玄”的精神，引导国人追“玄”务“虚”，此一心性，是中国绘画呈现写意特征的原因，亦是“写字”能成为书法艺术的道理。

　　百余年来，欲以“科学”改造中国艺术，更在教育中以“科学”训练代替传统方法，于是，中国艺术难成中国之艺术矣。

　　以素描代替书法，以作为国画系学生的基础课，其弊何在？

　　一是材料工具有别，因之技术不能不相别。素描所用工具为硬质之笔，素描所追摹的为如真之石膏，素描训练的目标为正确反映对象（实物）之光、影关系，体、面关系，以期造型如实。书法所用的为柔质毛笔，训练的宗旨是完美地书写出优美的点、线及正确处理字的结构，柔质地毛笔能自如地书写出不同形态的线—而线正是中国画的要素。

　　因之，素描不能培养中国画点、线书写的技术及形式美的造型能力。这并不是说素描不好，而是说不同体系的艺术，当以不同体系的方法去训练，此如水行不能以车、陆行不能以舟；各据其性以为用，而不可越俎代庖。

　　中国画在形式上，融诗、书、画、印为一体，绘物不求“似”；在概念上，古人的说法，五花八门。此种难定于一、不定于一的现象，正说明中国画超越于“画”的性质。故，我谓之曰“国画非画”。旧称画作为“妙迹”。“迹”，笔墨成象也；“妙”，道之“门”也—“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

　　二、 古人品画讳言“美”

　　以上五说，为画史普遍认同的是朱景玄的“四品”，此因，它比较接近中国画的实情，而且，因皇帝（宋徽宗）认可，故响应者遂众。黄休复移“逸”为首品，只是价值观的更动，具体的品目，并未变。赵孟因“神、妙、逸”三品在品义上很难明确解释，因此合三为一，提倡简明的“神能”二品。黄嗟的二十四品，不仅过于繁琐，且将风格与品位混同，也未分出等级，故素不为画家认可，只是存其说而已。如将“圆浑”、“苍润”、“空灵”都误为“品”，便将价值论与风格论混同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