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郑和率领船队首次下西洋６００周年，国家有关方面正在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相关各省市的考古文博部门积极参与，使郑和遗存的发现、缮护、展示出现了一个隆重而热烈的局面。
　　
    笔者１９８５年前后曾参加过纪念郑和下西洋５８０年的有关筹备活动，并为此搞过约一年的国内郑和文物古迹调查。时隔２０年，如果将郑和遗存提高到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加以审视，更加感到其遗存价值独特、分布空间广泛、形式种类多样、影响意义深远。在全社会大力彰扬和保护郑和历史文化遗产的今天，如何推进相关学术研究并使其逐步地国际化，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早期的发现与保护

    自明清开始撰记郑和航海史事以来，对郑和的各种学术研究多以历史文献为对象，而近代以后有关郑和遗存的刊录、调查、发掘乃至保护，开始成为研究的组成部分，并愈加显露出实物资料的重要性。
　　
    早期对郑和文物的关注，几近于金石学方式，如明中叶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和明末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曾刊录《通番事迹记》碑文。该碑系郑和于宣德六年下西洋前篆刻并嵌立于江苏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大殿壁间，后下落不明。１９３５年，郑鹤声先生从上述文献中发现碑文抄刊于世，他的《从新史料考证郑和下西洋之年岁》一文，根据碑文加以考辨，尽管补史意味浓郁，但纠正了《明史》有关郑和出洋年代之误。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后还有几位学者和官员进行过类似于近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实地调查或文保活动。一是云南人袁嘉谷，在１８９４年得知昆阳有郑和父马哈只墓，１９１２年亲赴该地的月山踏勘，发现了马哈只墓及墓志铭。１９１３年他的《昆阳马哈只碑跋》面世，遂使世人了解了郑和的身世、先祖、故里、性貌等。二是中西交通史学家张星火良曾对郑和祭祀过的泉州灵山伊斯兰教圣墓和“郑和行香碑记”等进行过实地调查，他１９２８年所撰《泉州访古记》一文，结合史料，详加考证，价值颇高。三是１９３６年郑鹤声在南京郑和奏建并祈求海晏河清仪式的静海寺，发现了记载郑和出使西洋的残碑，可惜该碑后来于抗战时被日寇炸毁。四是与上述《通番事迹记》碑内容相近，原嵌立在郑和船队候季风出洋的福建长乐太平港南山天妃宫壁间，也是郑和等人于同年刊刻的《天妃灵应之记》碑，于１９３１年被长乐县知事吴鼎芬发现，移至县署保藏，后覆没。到１９３６年重又被长乐县长王伯秋发现，拓文赠海内外学者，并建碑亭，虽又经周转，终完整保护至今。五是１９３５年云南省长李鸿祥将军，得知郑和后裔尚在玉溪县，并在郑和十七世孙郑绍明处发现家藏《郑和家谱》，后经李士厚先生考证并出版《郑和家谱考证》一书，为学术界研究郑和传记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六是罗香林教授１９３５年对南京牛首山郑和墓的调查，也推进了对郑和墓的研究。
　　
    以上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兴起的郑和遗存的发现、考证及其保护活动，可称之为郑和遗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在这个过程中，尽管运用的不完全是近现代意义的文物考古手段，但这些几乎与考古学进入我国同步却又是自发地开展起来的早期工作，结束了只是依靠单一文献研究郑和的历史，使郑和研究建立在以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更加科学的基础上，成为郑和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实现了学术手段的跨越式发展。其中尤其要强调的是郑鹤声的研究，起始便致力于实地调查，他于１９４１年出版的《郑和遗事汇编》一书，充分利用了“二重证据法”的手段，考证纠误，成果丰厚。另外，在此期间各级行政官员所倾保护之力，即便在全社会都在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今天，仍然不乏镜鉴意义。

　　
二、半个世纪以来的新进展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起，郑和遗存的调查、发现等，逐渐获得新进展，并在８０年代中期纪念郑和下西洋５８０周年前后达到波峰，成为第二次研究高潮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