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是科学大发展的世纪，在科学与社会发展的推动下，６０年代环境考古科学应运而生。１９８４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市平谷县上宅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随后由该所展开了上宅遗址的发掘。此事引起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的关注。１９８７年我等在侯先生领导下展开对上宅遗址的研究，期间我建议以“环境考古”的概念来开展调查研究，得到侯先生的首肯，在侯先生提议下，为推动此项工作，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地方环境考古学术团体“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环境考古分委员会”。此后，环境考古由上宅遗址扩展到平谷盆地、北京地区，再扩展到河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和推向全国。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２１—２４日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实验室发起下，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承办，在西安市临潼召开了“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这是我国首次召开全国环境考古学术会议。１９９１年，以会议论文为主出版《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是中国环境考古科学发展最初的里程碑，也是２０世纪末中国考古学走综合研究道路重要标志之一。
 
    １９９１年后结合三峡、小浪底水库建设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设计相继展开环境考古调查与研究，在渑池班村遗址、洛阳皂角树遗址开展环境考古试点研究，并取得结果。
 
    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４—２８日，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发起下，由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承办召开了“中国第二届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会前和会议期间，对青年环境考古学家提供的论文进行了评选，水涛、杨志荣、顾海滨、燕生东（第二作者孙波）几位分别荣获一、二、三等奖。
 
    １９９４年底至１９９５年间，在刘东生先生的提议和指导下，得到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成立了“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从此我国环境考古走向有组织和有计划较快发展阶段。
 
    １９９８年以宋豫秦博士主笔的《驻马店杨庄》考古学发掘报告出版。这是中国将人类生存古环境与遗迹、遗物一同研究的首本考古学发掘报告。为此，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召开了专门的座谈会，肯定了这一重要成果和这一研究方向。该书得到各界好评。
 
    １９９９年中国环境考古学成果蔚成大观出版了袁靖博士主笔的《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这是我国第一本区域环境考古专著。张居中教授主笔的《舞阳贾湖》出版，是一本包括人类生存环境内容，综合研究程度较高的考古学发掘报告。张敏研究员主笔的《龙虬庄》问世，这是淮河下游首本含较丰富环境考古内容的考古学发掘报告。他们将文化遗迹、遗物与自然遗物（土壤、人骨、植物、动物等）合并研究，即将人类文化创造及其相关的环境信息同视为遗存加以研究。上述四本环境考古或包含环境考古的专著与考古学发掘报告，阐述了古人类生存环境，文化创造，还论述了环境变化引起人类行为的改变与文化变化。此外笔者应灵宝市阳平镇之邀出版了《铸鼎原觅古》一书。
 
    自１９９４年后，每年由学会举办迎新春座谈会，承俞伟超、严文明等先生踊跃参加，联系了情谊，活跃了学术思想，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２０００年元月６日，由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在京召开的“迎新世纪，携手发展环境考古”座谈会，有刘东生，严文明等多位先生出席，表达了环境考古学界在新世纪齐心努力发展我国环境考古的决心与信心。同年出版了《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这是我国环境考古深入发展的又一成果。
 
    ２００１年，水涛教授出版《中国西北青铜时代考古论集》，该书较好地从环境考古角度论述了西北青铜时代。
 
    ２００２年是我国环境考古又一个丰收年，由叶万松研究员和笔者主笔的《洛阳皂角树》考古学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环境考古从黄河中下游面上考察转到点上研究的成果。它揭示了全新世周原黄土的褐红色古土壤，褐色古土壤，新近黄土分别与二里头、东周和汉、唐宋文化层有叠置与对比关系；在二里头文化层中发现有粟、黍、稻、小麦、大豆五谷。该书获得普遍好评，被认为是环境考古典范，是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由接触到融合的转变。宋建博士主笔的《马桥，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发掘报告》，在中国首次较全面揭示了生活在古沙堤上的古聚落的环境、生活与文化创造。此外，笔者从事４６年科研工作的论文选集《花粉分析与环境考古》也得以出版了。
 
    在此期间，不同报章、刊物等刊出环境考古论文数百篇，先后出了四期《环境考古通讯》，推动了环境考古展开。夏正楷、吴建民、朱诚、汤卓炜、王青、蔡保全教授等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和厦门大学陆续开设了《环境考古学》课程。中国学者还十分注意了与国外合作研究，例如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拉普（Ｇ．Ｒａｐｐ）教授成功的合作，其中我国派往美国跟随拉普教授学习的荆志淳博士起到了重要的桥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