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学科中，翻译都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做到全部的从业人员都精通外语，对于我们这样中国独门及汉语与英语等有较大语言差距的中国考古学界来说，更是如此。如果我们希望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行们的新知识、新方法、新理论和新观点能够及时与我们共享或者反之，必须有人从事翻译。考古译著是从个别人的阅读走向大家的阅读，甚至是大众的阅读，使局部知识、地方性知识、专门知识超越学科进入社会知识体系所必不可少的。翻译工作是个别人对大家、对交流双方的贡献。

　总体上说，由于发展的历史比较长，与考古学相关的诸学科比较发达，学科建设环境比较优越，尤其是对理论方法高度重视的学术传统，以西方尤其是美国所代表的世界主流考古学比我们先进。用科学哲学家库恩对科学发展范式的概括来观察，中国考古学从主流上看仍然处于西方考古学的经典阶段，这个阶段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主要手段，以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和发展谱系为主要研究目的。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考古学中的主流，此后它们至少还有新考古学（过程主义考古学）和后新考古学（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两次大的范式变革，伴随的相关思潮更是风起云涌。当然，经典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基础从来没有过时，在新的范式之下，考古学家对时空问题提出了更精确的要求，又发展出其诸如科学测年等更精确的方法，考古出土物的时空背景和其他发掘背景仍然是新考古学和后新考古学等流派探索古代人类社会组织、精神观念和文化进程、规则的基础。在考古研究中，资料与理论、基础和目标历来都是相互促进交替提升的。

    中国考古和世界考古的接轨，必须经过翻译这个环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考古界的翻译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是零散的文章的译介，包括个别书的翻译。这一阶段主要是点的知识，如名词、概念、说法，甚至包括一些学术史翻译，起到了很好的启蒙性的交流沟通效果。但是这种翻译也容易产生一些误会，就是挂在嘴上的词比较多，对方法的向往和接受多于理论和观点的思辨，实践中生搬硬套的比较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瞎子摸象的感觉，甚至有不少还没有完全认识某一观点就提出批评的低级讨论产生。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我们编译《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１９９１年，三秦出版社）和《当代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１９９６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就属于这样的翻译。两本书主要是一批当时刚刚大学毕业甚至是仍然在校的考古研究生学习西方考古的副产品，其动议就是在陈星灿他们正在就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提出并成熟的。当时国内对新考古学等讨论已经有不少文章，西方考古学的其他动向也已有所介绍和争鸣，但是因为缺乏背景，我们感到很难把握西方考古新进展的实质。因此，翻译工作直接的起因就是希望为接轨而补课，收罗二战以后西方考古中有影响的可以称为经典的名作。因此，前一本书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编排；后一本希望继续前一本所选８０年代后期以后的进展，同时补充前边的疏漏，并特别按当时我们认为中国考古学界可能会感兴趣的几个专题进行编排。

　第二个是系统的翻译阶段。这本《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 ２００４年，文物出版社）是一整本的教科书，就是全面的、整个的学科体系的引进，而且是针对学生的引进。有人曾经比较中外考古教学后认为，我们的教学过于注重于教给学生各时期各地考古发现了什么，如何做考古，而且主要是局限于地层和类型角度的做法，难能告诉学生考古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其目标、理论是什么，即便告诉，也限于前述的条件，管中窥豹。所以我们的考古学生可能基础很扎实，但是整个头脑像一个箩筐，只能不断增加发现等信息，缺乏处理信息的科学框架和关联信息并进行理论概括的意识与手段，结果要么沦落为考古匠，要么感到考古学乏味透顶而改行。因此，这样的书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因为相对于当今世界考古比较系统的理论方法，不仅是高校中考古专业的学生，包括我们大家都是小学生，都应该补上这一课。任何一门学科中，只要探索意识、前沿问题长存心中，ｓｃｈｏｌａｒ（学者）和ｓｔｕｄｅｎｔ（学生）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改善中国考古目前的状况，大学里的教学可能是更重要的入手之处。本书选的很好，是西方考古教科书的名作；编译的队伍也选得很好，如此庞大的一个考古学体系，各个分支都选择既了解当今世界考古前沿情况、又是国内专家的人选；印刷装帧也不错，保持了西方教科书要素配置的特点，阅读起来有一种形式上的快感。遗憾的是这本书定价贵了一点，学生可能买不起；能买得起的人可能已经没有时间和愿望去看这样的书。我想既然艰难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已经做了，就应该想法降低成本，让它发挥更好的效益。

    翻译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前辈学者对翻译有信达雅的要求，但是完全做到很困难。前述的两种翻译，就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程来说，还属于一种学习性的译介。前两本书因为多是一些单篇文章，缺乏背景资料——国内没有，更要命的是对相关的知识我们的脑子几乎是一片空白，连当时中国考古学的情况都把握不好，许多词汇、说法在中国考古学没有现成的对应词汇，我们生造了一些词，有些被采纳了，有些后来有争议，还有些已经被抛弃了。比如最近王青先生还在《中国文物报》（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７日，７版）上撰文讨论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译法，他借鉴荆志淳先生的看法认为应该译为“遗址域”，并批评了《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遗址开发领域”或“遗址生产区域”的译法。而在《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焦天龙翻译希格斯（Ｈｉｇｇｓ）等对这种研究方法的概括性阐述时，采用“遗址领地”和 “遗址区位分析”等译法，十几年已经过去，在这些重要的基本名词概念上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我自己至今对英文考古文献中常用的ｈｏｒｉｚｏｎ 、ｐｈａｓｅ等词汇和中国考古中的文化、类型、期、段等对应关系还是感到混乱而没有把握，这里提出来希望得到识者的指正。《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为我们提供的是当今世界考古学的一个完整框架，非常有助于我们在一个系统的背景之中把握类似这样的名词、概念和理论方法。

    对比两个阶段，今天的翻译出版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前两本书译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落实不了出版事宜，我们应当感谢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领导，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很有远见地给予了出版经费上的援助，宋新潮、方燕明等在出版社的落实和校对、印刷方面也提供了具体的帮助。而《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从开始筹划翻译工作起，就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物出版社的高度重视，文物出版社甚至为版权的购买付出不菲的代价。我相信，学界与出版界的联手，我们的考古翻译工作应该会有更好的前景。

    我认为前边两个阶段的翻译还都是单方面的，我们希望了解别人的翻译，我们的考古翻译还应该有一个深度的、专题或者对话的翻译阶段。经过词汇、概念、方法、理论的沟通，经过对中国考古学范式的完善，我们将能够进入一个和国际考古平等对话的阶段，进入双向翻译的阶段。这是点——面之后的学科发展的需要和必然趋势。中国作为一个考古大国，要真正站到世界考古的前沿，有很多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在这同样一个主题上世界的研究状况，甚至是材料的状况，才能展开深入的比较，才能展开理论的探索和概括，也才能让中国的发现的意义更好地得以表述，更多地被理解。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泛泛的理论的介绍层面上。

    这样的翻译前沿性更强，成本可能更高，受众更少，但是却也是必需的。可喜的是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已经比 ２０年前成熟了很多，各方面的条件也改观很多。考古翻译可以有更多的变通方式和有利条件，比如，今天已经有更多的年轻考古学家可以直接与国外的同行进行交流，他们可以分享的信息与思想是原来的翻译所无法达到的；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题的、小范围的中外考古的双语交流和研讨，直接进入大家关心的考古前沿问题；今天的考古学家还可以获得各种力量包括政府的支持，组织课题进行翻译；可以将翻译成果跳过出版环节直接进入应用，跳过文本进入正题……这样深度的、对话式的翻译不需要太大的范围，但是针对性将更强，甚至是双向的，可以直接引入课题研究所需，而我们的资料、我们的观点包括我们的做法产生的范例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进入世界主流考古学的话语系统和知识系统。

　大家都感觉世界考古——特别是在《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这样的对考古学学生有较大影响的教科书中对中国考古的知识太忽略了。我相信这不是有意的，而是我们的考古确实与世界考古还有距离，沟通还不充分，还没有达到平等对话的阶段，从话语、学科结构、认识到语言，都是这样。中国考古学的体量，我们的材料、我们的地位，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考古应该早日在世界考古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其中考古学术翻译工作可以起到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文物出版社《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座谈会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