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明代的官窑，人们可能马上联想到江西景德镇，然而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馆长叶英挺，与浙江省收藏协会副秘书长、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顾问华雨农两人却提出，明代处州龙泉也曾设立过官窑。

　　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青瓷，交流经验。今年四月份的天，他们两人在杭州二百大古玩市场看到了一批瓷片，这些瓷片器形庞大，胎质洁白，釉色肥润，刻花尤其精美规整。他们惊喜地发现，这些瓷片与他们早在十年之前就开始关注的一批明初精品龙泉窑瓷十分吻合。明初精品龙泉窑瓷的存世量十分稀少，在民间几乎找不到一件完整器，就连瓷片也见不到一片，只偶尔在国内外一些博物馆及国际大拍卖行能看到几件。凭着多年的收藏和研究经验，他们认为这些难得一见的瓷片绝非普通的民窑器残片，而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经过打探后证实，这些残片是出自龙泉大窑的。在龙泉市领导的帮助下，他们还去大窑进行了考察，并找到了出土这批残片的确切窑址。该窑址位于大窑片中的岙底一带靠近垟岙头的地方，当地村展称此处为“峰洞岩”，也有人叫“高坞”。这些瓷片是大窑村村民在种植农作物挖地进偶然掘到的，由于厚重块头大、数量多，当时被堆弃在田边，随后陆续流散到杭州、上海等地的收藏品市场。

　　同时，经过考证分析，他们得出了结论：龙泉在明代曾设立过官窑，原先那些“明初精品”正是大明处州龙泉官窑器，而这些征集到的残片则是因次品而淘汰下来并被砸碎集中填埋处理的官窑残片。经初步推断，大明处州龙泉官窑器的烧制期是从洪武到成代一百年的时间。

　　因为根据《大明会典》、《明实录》等历史文献和宫廷档案中的相关记载，明代龙泉曾为朝廷烧造过“贡器”，《明宪宗实录》中成代皇帝的即位诏书还指出派内官任督窑官监烧瓷器，江西景德镇、浙江处州龙泉当时是处于同等地位的，当然也同属于官窑性质。从《大明会典》的相关记载来看，有一点还可肯定，当时皇家祭祀要求法天象地，以强化自己的“天子”身份，因青色与昊天对应，祭天是用青瓷的。

　　叶英挺还组织人员对各地古玩市场征集到的大量瓷片进得分类整理，并请专人来绘图，对少部分残片作了修复。从整理结果来看，残片在器形上可分五大类，梅瓶、玉壶春、执瓶、碗、大盘。从修复的残器来看，器型尤其端庄宏伟，有口径达70厘米的大盘，口径达38.5厘米的墩碗……最突出的特色是精美绝伦、华贵富丽的刻花纹饰，且做工非常精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这些都是普通的龙泉窑民窑器无法望其项背的。另外还发现有几块残片上还刻着两角五爪龙纹，这种图案在元明时候被定为是皇帝个人的专用纹样。更重要的是，这些残器与同时期的景德镇官窑器真是形神兼似，包括花纺装饰风格、器形样式都如出一辙，规格大小也是不相伯仲，甚至还能找到好几个两者在花纹、器形上完全一样，及规格大小非常接近的实例。这一现象出印证了元明官窑器是由“内府定夺样制”烧造的。

　　青瓷是中国瓷器的鼻祖，也被誉为“瓷器之母”，而龙泉窑则是青瓷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大窑系。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清代，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一千六百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继越窑而崛起兴盛，其青瓷工艺也达到了制瓷史上的巅峰。它影响深远，窑场分布范围广，以处州龙泉为中心延伸辐射到庆元、云和、丽水等周边广大地区。现已发现的历代龙泉青瓷窑址就有五百多处。关于其性质，一直以来，普遍认为龙泉窑属于民窑系统，只是在某个历史时期为朝廷烧造过“贡器”。当然，也有一些意见认为在龙泉窑的发展史上，确曾设立过官窑，也就是南宋晚期——龙泉窑的鼎盛时期。但到了明代，龙泉窑则已式微，而“明代龙泉设立官窑”一说，不仅前人没有提出过，甚至是具有颠覆性的。

　　目前，他们已将这一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著录成书——《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书中详细阐述了发现处州龙泉官窑的整个过程，并以处州龙泉官窑青瓷作了梳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朱伯谦先生和故宫博物馆院的叶佩兰女士是最早来处州青瓷博物馆观看这些残片及相关成果的老专家，他们热情地写下了宝贵的鉴定意见。叶佩兰女士也指出这些残器中有“许多品种和故宫旧藏青花瓷器相对证”；朱伯谦先生称看到这批“明代洪武至成化年间的青瓷，心情激动”，并肯定了相关论文“学术水平很高”。朱老先生第二次来处州青瓷博物馆观看这些瓷片的时候再次肯定了这批瓷器的断代问题，并认为把它定为官窑是很正确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禚振西女士认为，龙泉窑是青瓷的集大成者，但在明代已渐衰落，而这些残器的质量却非常高，不可能是普通的瓷器。耀州窑博物馆馆长薛东星先生对叶英挺先生抢救保护这批珍贵残品的“义举”大为赞赏，他认为一个民营博物馆能作出这样一个成果是非常不容易的。江西景德镇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先生则指出龙泉窑在元至正年间就已有官窑，他认为处州青瓷博物馆目前整理出的这些残器当时应是外销的，是郑和下西洋馈赠给外国的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