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以北的北方草原地带，是古代骑马游牧民族长期活动的历史舞台。以匈奴、乌桓、突厥、回鹘等民族为代表的部落联盟性国家政体，其政权统治中心居无定所，而契丹族所建立的辽上京城址则是具有转折性的重要标志——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出现了十分固定的政治权力统治中心，一如中原王朝建成首都。这是欧亚内大陆北方游牧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辽上京城的营建，标志着契丹民族由部落联盟性的古国时期转变到统一王朝性质的帝国时代。

上京城是辽代的政治中心，《辽史·百官志四·南面官》云：“辽有五京，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在“澶渊之盟”背景下建立的中京城一时较为重要，但仍然属于陪都性质。上京城是契丹族建立的多民族王朝最直接的物化表现形式。

上京城也是辽代经济、文化中心，是当时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化都市。作为辽王朝的首都，上京城成为连接东亚及朝鲜半岛和西域中亚腹地、中原地区、西南地区与北亚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枢纽，与东部高丽、日本，西部西夏、回鹘、大食、波斯等国，南部的北宋、吐蕃等王朝，漠北蕃属诸部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对于“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的中亚地区“无闻中国有北宋，只知契丹即中国”，契丹族为古代中外文化的交往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京城作为辽代首都沿用了２００余年，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草原都城。上京城形制结构独具特色。由汉族贵族主持营建，除了汲取一些唐代都城的特点外，呈现出明显的仿古风格，如夯土城垣围成“日”字形南北二城、北朝南市的格局等；城内一些建筑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辽上京城的形制布局特点对于研究古代都城制度，探寻辽代统治者的政治理念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京城址是我国目前保持状况最好的古代都城遗址。皇城部分保存完好，夯土城垣高达６—１０米不等，宫殿寺院等建筑基址依稀可见，文化堆积较厚，汉城内也保存有大量的基址和遗迹，而且城内没有较大的人为破坏建筑，也没有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上京城址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等信息，一直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对于辽上京城进行有效的保护，无疑是对保护古代文化遗产所做的重要贡献。

辽上京城址的重要性，决定了对上京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必须是科学化、高标准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钻探、发掘都会对文物古迹造成某种程度的破坏。因此，对上京城址这样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发掘工作，必须要高瞻远瞩，既有宏观的把握，又要有微观的切实可行的科学程序和工作切入点。发掘工作前必须想到保护的措施，立足于文物的整体保护，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同时，考古工作者要有明确的学术意识，以高质量的科研促进发掘和保护水平的提高。只有发掘、科研与保护三位一体，形成良性循环，才能使辽上京城址更大程度地发挥其重要作用，显示其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遗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