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定位，许多学者可能认为是一个没有异议的问题。夏鼐先生将考古学看作是广义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并将它与文献研究为基础的狭义史学比作车的两轮和鸟的两翼。苏秉琦先生将中国考古学放在“修国史”的定位上。因此，编史学定位成为大部分中国考古学者遵循的方针和努力的方向。由于考古学被看作是为历史学提供证据或以增补的方式来充实历史，因此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论自然也深受传统史学的影响。

虽然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学定位从其终极目标上说也许无可厚非，但是从这门学科的基础研究开始就依附于编史学的导向，便造成了不尽人意的现状和鲜有突破的困扰。因为，尽管考古学的目标和历史学非常接近，但是它们研究的对象、材料和方法毕竟不同，特别是史前考古学，因为这段历史没有任何文献可供参考。而历史阶段的考古发现除了少量有文字可供考证并能印证典籍之外，绝大部分还是无言的物质遗存，这些遗存与文字记载的内容可能相去甚远，其中所蕴涵的信息也完全不同。

一门学科的定位和学术界的价值观密切相关。和西方多元的学术价值观不同，由于作为“国学”一大支柱的历史学在中国传统智慧文化中拥有至尊的地位，使得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便将自己能为史学研究作贡献视为最有成就感的工作。这也导致中国考古学家习惯于从历史学家的视野来思考问题，忽视了考古材料可能为其他科学领域提供宝贵信息的巨大潜力。结果，编史导向的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史学的研究方法，把原始材料的积累和客观忠实的记述看作是自己的天职，没有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论方法来探索只有考古学才能解决的问题。

编史学定位的考古研究存在几大弱点。第一，中国传统史学的方法是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明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这种主观价值判断系统缺乏两元分离的客观思辨，重材料而轻理论，低估抽象逻辑思维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第二，依赖经验、常识性类比以及现象的归纳来从事研究和分析，缺乏解决特定问题和检验不同设想的探索性思考。第三，分析的层次往往局限于表象，很少深入到表象背后的本质以探究其因果机制。于是，这样的工作往往深度有限，对一些现象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难以对一些重要现象作出科学的阐释。

现在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考古学探索的范畴和所能提供的信息远远不限于文化和事件的历史编年。考古材料蕴涵着大量可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学科探索的问题。比如人口的增长和民族群体的形成、人口和疾病变化的历史、人类生存和生态环境的关系、社会意识形态和物质文化及丧葬习俗的关系、战争与社会及技术发展的关系、社会文化传统与美学和物质象征性的关系等等。从某种意义而言，考古学研究处于一个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汇合的聚合点。考古学本身的发展和提高越来越依赖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自然科学手段的帮助，而它也成为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全方位研究人类发展的一个信息库。因此，从今天来看夏鼐先生的广义历史学概念，也不仅仅是文献与考古遗存的研究和互补，而是马克思在《经济和哲学手稿》中所言的兼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个统一的科学。

长期形成的编史学定位，使得我们田野工作的视野变得十分狭窄，手段也乏善可陈。日积月累的原始材料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对过去认识的增长却不成比例。这是因为依赖经验和常识的认识深度毕竟有限，深刻认识考古现象因果机制的理论和方法又极其贫乏，一些器物和现象除了重复出现以外，对它们来龙去脉的认识仍然是个未知数。于是，如果缺乏文献帮助，考古学家所能做的编史工作除了器物的排列以外，仍然无法提供系统的历史知识。

在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我们发现现代考古学多学科交叉和相互渗透的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正是在这种全方位信息提炼的基础上，考古学家们解读出世界许多地区文化历史发展的真相，重建起早已湮没的远古文明史的轨迹。我们应当明白，尽管中国的考古学实践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考古学研究十分不同，但是学术的理论方法却是完全相通的。长期以来，我国考古学实践过分偏重考古材料的民族性和特殊性，没有意识到研究手段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在几十年材料的不断积累中，没有借鉴国外的理论方法来同步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

最近，一些西方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项发表评论。有位美国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今日中国大陆的考古学方法与美国３０年代的方法相仿，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对考古材料缺乏系统的发现和分析。这意味着，我们采用的方法自考古学引入中国以来没有多大的变化。

面对西方学者的批评，我们自然会反讥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与种族优越感。平心而论，中国考古学确实和西方同类研究存在显著的差别。我国的相关研究基本上仍着眼于本民族的个案和悠久的编年史，但世界上的同类研究趋于更加注重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一研究立场的差异与其说反映了中外学者意识形态和社会背景的不同，不如说体现了考古学定位、学术价值观和科学思维上的差距。

单单根据考古学田野发掘和一些流行的分析技术来说中西方之间有７０年的差距有点夸大其辞，但是从学术定位和科学思维来说，中国考古学仍然处在西方考古学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水平则并不为过。这个差距主要体现在理论工作的前瞻性与指导性、研究设计的科学性、发掘采样的目的性、分析手段的严密性和检验过程的独立性等方面。中国考古学从目前的操作方式而言并不符合解决特定问题的科学要求。因此，大部分研究结果只是观察的总结，而非一种科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