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多学科联合攻关，制定了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如果将三代断代看作是我国２０世纪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进入２１世纪时这一课题又将何去何从？

有学者提出，应将“五帝时代”作为三代之后的下一个目标。显然，这一目标还是立足于传说和史籍。张光直曾这样表示过他的困惑；为什么中国学者对文明起源仅仅限制在“中国文明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上来理解？为什么不讨论产生文明的社会内部动力问题？

美国考古学家弗兰纳利将文明起源研究用“过程”和“动力”两个问题来概括，“过程”是指要了解早期国家是从哪类社会演化而来的，而“动力”问题是要了解推动社会演变的原因。因此，如果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与国际接轨，就必须转向社会科学的全方位探索。本文便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番思考。

学术传统反思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主要是由历史和考古学家主持的，传统史学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对这项课题影响至深。这使得传统史学关注的问题成为今天研究的基础，科学考古学的引入也和史学界对最早朝代国家的争议息息相关，并以此确立了考古学从属于历史学的学科定位。建国以前，殷墟的发掘和商代史实的确立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建国后，夏代则成为文明探索的主题。

与国际同类研究相比，中国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要探究文明起源的因果律？有人可能认为，历史和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仅限于文献和物质遗存，社会演变的因果律则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课题。大部分史学和考古学所考虑的因果律，也仅限于将具体的结果追溯到具体的原因，而不是探究抽象的社会规律。

早在１９世纪，欧洲学术界发生过一场“方法论”之争，焦点在于史学研究是否应当进行理论思考，是否应当探索一般的规律。虽然有人坚持历史学只是一种个案研究，它旨在提供有关过去状况和事件的知识，但是许多学者认为，历史学也应当进行法则研究，对历史事件作出理论的解释。他们强调，某些历史学研究之所以受到重视不是因为它们准确叙述了具体的事实，而是作出了理论上的阐释。

我国文明起源课题基本上还是一种个案研究。诚如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曾指出的，历史学研究的可信度取决于历史记录是否完整可靠。但是，由于原始社会缺乏可靠的文字记录，如果把这种研究当作是一种历史研究，那么我们就只能求助于猜测和想象，杜撰出一些“伪历史”和“伪因果”。他认为，这种主观思辩和猜测比没有解释更糟。

如果要从猜测和想象转向科学的阐释，就必须进行理论思考，必须做规律性的探究。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说，科学的最低定义总是无一例外包含着普遍原理的存在，只有当实际问题和相关要素的理论关系被用来解决人类行为的现象时，科学才会起步。

对于考古学的文明探索来说，观察的对象还是遗址和器物这些不连贯的文化实体而非社会现象。虽然对这些静态现象的系统分类是研究的基础，但是我们还必须从动态的角度来揭示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活动的相伴关系，解释它们怎样发生和为何变迁的原因。因为人类行为的各方面是密切相连的，某些特征的变化必定和其他特征的变化休戚相关。

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的这段话对历史和考古学家也同样适用；在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任何领域，如果尚未完全掌握其内部的规律性，就不可能讨论一个对象，也不可能重建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社会演变与史学研究

目前，国际上文明起源是社会文化演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术界非常重视摩尔根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演变理论，但是这种重视不能停留在语录式的生搬硬套上，而且应当深刻了解建立在摩尔根和马恩杰出贡献之上的２０世纪社会演变理论。

有的学者可能认为，中国经历了和世界其他文明古国轨迹不同的发展历程。文明是某个地区本身历史过程的产物，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塑造了迥异的民族文化。因此，这种“国情不同”的史学研究没有多少规律性可言。

过去，西方也有学者将社会文化演变等同于历史发展过程，认为史学研究和社会文化演变的课题是相同的。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社会演变研究不能等同于历史学，而是社会演变动力的研究。为此，旨在揭示中国文明起源真谛的历史和考古学研究若不同其他社会科学密切结合，便将无所作为。这也正是郭沫若曾强调的，须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放到社会科学总体框架中去讨论的必要性。

社会演变和史学研究实质上是通则和个案的区别，两者互补并缺一不可。没有个案的实例和归纳就不可能提出通则所要解决与认识的问题，没有通则的探索也无法科学阐述历史事件发生的真相。

西方学者指出，史学导向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存在许多弊端。比如史籍和传说常常左右着探索的视野和目标，而没有设法去寻找那些和文献完全不同的、只有考古学家才能提供的材料，并超脱传统文献的线索而去收集那些更能说明问题的新证据，比如聚落形态、社会结构、人口、疾病和战争等。史籍导向的研究也削弱了学术的进取心，当考古发现和史籍记载的吻合一旦确立便认为研究目标已经达到，不再进一步提出问题。比如没有人试图从考古学上来检验晚商首都其他地点的可能性，并深入了解非贵族的商文化。对二里头遗址分期的不同意见也没有被作为研究课题加以提出以增进新的认识。事实上，如果独立于史籍以外来进行探究，田野考古学有可能为文明起源提供崭新的见解并成为历史新知的丰富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