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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1987年7月7日的抗战馆,展品最初主要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品复制。18年来,抗战馆一直注重文物征集。于延俊副馆长介绍,文物征集工作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抗战名人的后代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文物收藏者、爱好者,艺术品市场。是次展览就由馆长带队赴山西老区征集500多件文物。有位老人的儿子在日本名古屋工作,在日本市场买了30多件日本老兵的信,抗战馆工作人员多次登门才征集到。抗联英雄李兆麟将军之子捐赠了李兆麟抗战时期使用的装重要文件的公文包。这是李兆麟将军牺牲后党组织交给家属的,被李家视为传家宝。在缅北战场牺牲的著名将领戴安澜将军长子、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富东与两个弟弟,捐赠了戴将军“铁汉”印章。戴将军殉国后,其妻将国民政府颁发的20万法币抚恤金捐出办学,自己到地摊捡菜叶吃。戴将军为国献身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他们兄弟。 民间的纪念活动也轰轰烈烈。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主办的“全国藏书家抗日文献史料巡回展”将走遍抗日战争各主战场、惨案事发地、日本受降地、抗日根据地。北京潘家园收藏市场举办和“红色丰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大型党史、革命史收藏展,千余件抗日精品和党史文献来自十几个省市和数十位收藏家的珍藏,充分展示出民间收藏的热潮和实力。
收藏市场:抗战题材物品抢手 2005年5月15日,北京中国书店举行古籍春拍。拍品有组老期刊:《抗战》,邹韬奋主编,56册(含创刊号,1937至1938年出版)以1.1万元落槌;《满洲事变号外及画报》(3册,日文)5500元易主。这两种刊物当然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有关。而第398号拍品是套民国时期电影画报《电通》,13期合订一册,2004年北京中国书店古籍秋拍曾以7150元成交,平均每期550元,今年春拍却以2.2万元成交,平均每期1700元。时隔7个月后,高出2倍有余,就因为它是抗日救亡名曲——《义勇军进行曲》诞生70周年纪念物, 而购买者是国家图书馆。这些政治内容极强,抗日特色明显的拍品是不是仅属于北京这样的政治中心城市独有的收藏偏好呢?不尽然。2005年5月22日,由《重庆晨报》和重庆嘉华拍卖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重庆抗战时期文化艺术品拍卖会”上,抗战期间由冯玉祥、何香凝书画合璧的成扇(49×18厘米)3.08万元落槌,显示出其他城市随着艺术品市场逐步培育,买家开始注重抗战文化艺术品。 1998年北京中国书店春拍场上,一册手抄本《镇江沦陷记》以12.6万元被某传媒公司购去,使本想让这册珍籍回归故里的镇江乡亲们望“书”兴叹!好在镇江籍藏书家、出版家范用先生藏有此书初版本(1938年自印本)一册。镇江市电视台、《镇江日报》社集资10万元竞拍未得手,却于老乡家迎请“完璧归赵”。此册珍籍原归著名藏书家姜德明先生,40年前从北京东安市场淘得,他慧眼识珠,为苏南父老留得青山在。罪证在手,不怕日本右翼妄改历史。藏界传为美谈。 2000年,北京中国书店春拍有件《京城各国暂分界址全图》(1900年印),上面将北京城涂为花花绿绿的几大块,不同的颜色表示英、美、德、日、法、俄、意、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的瓜分区域,侵略者旗帜横掠在京城上空。北京城苦难的历史瞬间聚焦于此。首都图书馆、北京市档案馆不惜斥巨资征购。谁料想,海外华侨也须此图昭示民族耻辱,警示第三、第四代华侨子女不忘国耻,以4.87万元购出海外。好在此图不孤,2002年北京翰海公司春拍又现身一件,两家机构联手,以1.43万元让京城百姓留住了这块耻辱的“化石”。 收藏珍籍就是收藏历史,收藏“战争”是为了永久和平。2002年,上海文博机构在朵云轩春拍会上以8.8万元定向购入《抗日文艺协会会员信札(1937年)》,茅盾、郭沫若、巴金、田汉、夏衍等名人信札应有尽有。 2004年,北京潘家园冒出194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国统区机关刊物《新华日报》近3000份原件合订本,重庆红岩烈士纪念馆闻讯后速与商家联系,但此批文献已被天津收藏家全部购走。后经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协调,天津藏家以近乎原值的价格售让给红岩纪念馆。 2005年是中国电影百年庆典,筹建中的中国电影博物馆多种渠道征集抗日电影资料和香港、台湾早期抗日影片、文献。其中,香港电影界1935年到1941年期间出产的98部抗战爱国电影,包括75部粤语片、6部国语片、16部新闻记录片和1部动画片。著名的有1938年中共中央“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推动香港爱国抗日电影《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孤岛天堂》等和选为中国名片一百部之一的《最后关头》。我们知道“八路军平型关战役”惟一的新闻记录片是香港电影公司拍摄的吗?又可知道,当年冲破封锁拍摄的《延安内幕》新闻记录片,也是香港电影工作者拍摄的吗?这些珍贵的抗日史料正是千金难得的珍品。
如火如荼的抗战纪念品收藏 由于法律禁止私人收藏枪械和兵器,因而民间抗日纪念品的收藏主要集中于抗战文献,并与传统藏书结合,形成群众基础广泛的红色收藏群体。据中国收藏家协会对4700位会员的调查,收藏抗日文物文献的收藏家过千人。全国范围内的红色收藏爱好者不计其数,以解放区、抗日根据地出版物和器物作为收藏专项的收藏家遍布各地。 笔者近日巡访北京潘家园、报国寺、古玩城、琉璃厂等收藏品市场,凡抗日史料品相稍整洁一点的售价一概飙至千元以上。“非典”之后火起来的网上拍卖毫不逊色,“天涯虚拟社区网”站内的“孔夫子旧书在线拍卖”天天都有抗日书籍亮相,价格数百、上千元早就不是新闻。2005年4月,上海一卖家在“孔夫子旧书网”拍卖一组《大美画报》(1938年上海大美晚报社出品,8开影写版),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封面设计极为珍罕,均以1200元成交。同时,另一件李宗仁封面照的“血战台儿庄特辑”,其中一幅8开4版4折页连印台儿庄战役照片组图(尺幅110×53厘米)为国内首次披露,笔者有幸重金购得。 日本当年宣传战争的物品,因鼓吹战争和炫耀杀戮,不为中国藏界看重。圈内人更关注抗战收藏品的文物性、文献性和艺术性,标准一是反映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争实物,突出“抗”字,二是反映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军队发展的物证,这些物品或因处于沦陷区,或因战争环境,保存下来非常不易。抗战纪念品收藏圈有“四大天王”:北京“藏书状元”秦杰集藏抗日史料30年,藏品2000余件,拍场上专购版本文献价值理想的抗日精品;沈阳詹氏“九一八侵华罪证研究室”主人詹洪阁专藏东三省抗日文物,文献和器物5000余件;四川成都企业家樊建川集藏器物和文献4万余件,投资5亿元筹建建川抗战博物馆;湖南长沙企业家刘昌年珍藏人民军队抗日书刊和日军侵华史料2万余件,集藏的日军侵华地图中就有湖南省衡阳遭日军细菌战毁灭的街巷详图,当地群众参观人数已达15万人次。另外,香港著名电视主持人保罗先生收藏民国电影史料38000件,凡遇抗日影片早年印本、海报、招贴,一掷千金。香港收藏学会创始人唐卓敏博士专藏抗日邮品邮件,京、沪、穗、渝邮品拍卖会上电话委托高价竞买者,非唐公莫属。上海“创刊号大王”冯建忠先生,拍场精选抗日期刊专号、纪念号,几年下来,已成气候。英国汉学家“翰珊堂”主人收罗中国历代版画的同时,留心拍场抗日画稿、版画、宣传画等中英文拍品。云南腾冲县40岁的银行职员段生馗,耗费夫妇两人工资,历时6年多,收集5000多件抗战纪念品,创办滇西抗战纪念博物馆。河南青年杨翔飞是有名的“红色藏书家”,主藏侵华史料和毛泽东抗日军事著作早期印本。北京平谷区政协委员李润波集藏政治类百年老报刊,创办的“世纪阅报馆”中“七七事变”当年当月当日的老报刊和“八一五”日本投降日的套红印刷报刊让专程来参观的国家领导人赞叹不已,“世纪阅报馆”成为当地文化品牌。 1999年,北京中国书店秋拍场上,一册手抄本《上海八一三日记》拍场亮相。藏界同好虽囊中羞涩,也惟恐珍籍流失海外。四川收藏家樊建川先生以2.2万元竞得此物。台湾“上海乡谊会”经纪人罗先生竞价虽败,却同在场观众共同报以长时间热烈掌声,惊呼“攀公壮举”!此册珍品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5周年之际于北京大学展出。 2002年3月,北京报国寺和潘家园收藏品市场同时出现1941年至1945年山东解放区抗日军事档案数十册,包括40件日军战俘档案和八路军115师手绘作战地图。“四大天王”汇同罗荣桓元帅家乡湖南衡阳的藏界书友,集资3.8万元,抢在海外买家之前将珍品拿在中国人手上!人们不难嗅出其中的火药味了。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又惊人的相似。2003年,10组“台湾遣送日军战俘档案(1945年10月)”惊现北京拍卖场,“台湾官防长官大印”加盖的6件尤引人注目。消息一经披露,日本数家研究机构连续向北京发来数十件电传,询问“战俘档案”的详细内容。藏书界和拍卖行意识到这是批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物必须妥善留在国内。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动用民间渠道,向卖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法”,力劝卖家撤拍。筹建中的建川抗战博物馆为了不让卖家遭受经济损失,调拨重金场外征购,并真诚地主动承担撤拍费用。拍卖行老总力排众异,援引《拍卖法》条款,在拍卖当天宣布“卖家撤拍请求”。此批珍贵文物将在建川抗战博物馆与公众见面。 我国最大的民间抗战博物馆——建川抗战博物馆的5个系列单馆将于“八一五”开馆。建川抗战博物馆聚落位于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占地500亩,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由企业家樊建川投资营建。该馆设有共产党抗日军队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援华美军抗战馆、众志成城馆等8个分馆及“中国壮士”雕塑广场。建馆目的是“为了和平,收藏战争”。10年前,他收藏到一组7张“痛歼敌机,大快人心”照片,内容是1939年日机轰炸成都时,被击落的场面。参与这一壮举的刘景轼在抗战后,拒绝参加内战,回乡务农。樊建川颇费周折找到刘景轼。这让樊建川痛下决心建馆。如今,他的抗战文物最重的一件有30吨,是从天津运过来的一个日军钢筋碉堡。抗战馆建筑有多位重量级设计师参与,其中5位是两院院士,还有包括日本矶崎新在内的3位外国建筑设计大师。樊建川常说:“我感觉有个事是特别沉重的,就是现在日本右翼不认账,而我们自己能出示的证据又相当苍白,不太够,日本右翼说你把证据拿出来。我们拿不出来,那么是不是我们有责任做一些收集文物、资料,得到更多历史的细节,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个东西提供出来,让日本人服气,让我们的国人真正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另外,美籍华人社团在美国筹建的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亦将开馆。 对于抗战中的屈辱史,我们以往采取回避的态度。近年来,一批仁人志士努力抢救和征集这方面的史料。这些人包括十余年来致力于慰安妇救助和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苏智良先生,被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评价为“如果中国有两个王选,日本就会沉没”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寻访日本细菌战受害者的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特约记者李晓方先生,等等。他们以自己的笔、镜头、录音机记录了战争受害者的“口述历史”,树立了一座活的纪念碑,为中华民族的苦难抗争史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页。 对于当代人来说,历史遥远而模糊。其实,历史是鲜活的,其细节就蕴藏于历史长河的物化历史――文物文献中。通过铭记历史瞬间的文物,我们会在不经意间激活沉睡的记忆,赋予历史以情感,让历史变得丰满起来。我们收藏“战争”,就是为了牢记历史和清算历史;我们之所以要牢记历史和清算历史,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和平,甚至是为了宽恕。(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图1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会场用钟 南京博物院藏 韩强摄影
图2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纪念”印章 南京博物院藏 韩强摄影
图3 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所用文具。南京博物院藏 韩强摄影
图4 刊载《义勇军进行曲》的电影画报《电通》
图5 冯玉祥、何香凝书画合璧的成扇 图6 29军士兵杨云峰镇守卢沟桥时配备的钢盔 图7 《大美画报》1938年摄影刊的毛泽东 图8 《大美画报》1938年刊登的李宗仁将军 图9 《晋察冀画报》第三期(1943年5月) 图10 《晋察冀日报》社印刷机 图11 抗大毕业证
图12 建川博物馆藏 援华美国军飞虎队铜鹰标识
图13 建川抗战博物馆中的共产党军队抗日馆
图14 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主办的“全国藏书家抗日文献史料巡回展”展出的木刻版画《游击队员》(陈珂田作,1942年, 15×27厘米)。
图15 建川博物馆藏 抗战椭圆描金瓷盘
图16 建川博物馆藏 新加坡华侨筹赈会给难童育会捐款汇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