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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文玩的品种、呈象、题材（造型和纹饰）以及制作工艺的丰富多彩，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空间，它凝聚着古代工匠和文人灵光一现的各种创意。从其审美表现来看，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趣味，这在当时便有所谓的雅俗之分。明代文人文震亨在《长物志·器具》篇中几乎对所有文房器具有所评点。如香筒“……略以古简为贵；若太涉脂粉，或雕镂故事人物，便称俗品，亦不必置怀袖间”；香合“尤忌描金及书金字，徽人剔漆并磁（瓷）合，即宣（德）成（化）、嘉（靖）隆（庆）等窑，俱不可用”；笔架“俗子有以老树根枝蟠曲万状，或为龙形爪牙俱备者，此俱最忌，不可用”；笔舔“定窑、龙泉小浅碟俱佳，水晶、琉璃诸式俱不雅，有玉碾片叶为之者，尤俗”；水注“有铜铸眠牛，以牧童骑牛作注管者，最俗。大抵铸为人形，即非雅器”；镇纸“玉者……最古雅；铜者……亦可用；其玛瑙、水晶、官、哥、定窑，俱非雅器”；臂搁“以长样古玉彘（左加王字边旁）为之最雅……紫檀雕花及竹雕花巧人物者，俱不可用”；笔筒“又有鼓样，中有孔插笔及墨，虽旧物，亦不雅观”。（文震亨上述的鼓样笔筒，也称笔插，流行于明代正德至万历年间，后来崇祯年间直口圆笔筒大量出现以后便成绝响，传世量很少。如今在拍卖会上还时有所见。如北京匡时2006年春拍会上，一件明万历青花鱼藻纹笔插，直径12厘米，假托“大明宣德年制”楷书款，便是此种类型作品。要而言之，“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排斥新奇、华丽、诡异之类。这实际上是针砭当时因官宦商贾之辈的附庸风雅而引发的淫巧浮华之风，书画家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中曾深有意味地称：“骨董，今之玩物也，唯贤者能好之而无敝也。”所谓“贤者”，就是指文人雅士之流吧。
明清文玩中也有很多是与文人审美标准所大异其趣的，所谓“专事绚丽，目不识古”（文震亨《长物志·器具》）。如明末有一种工艺制作叫“周制”，据说是苏州一位叫做周翥的工匠所发明，他也被传为扬州漆器百宝嵌的创始人。清代钱泳《履园丛话》中称：“其法以百宝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桌，小则砚匣、书箱，五色陆离，难以形容，真古来未有奇玩也。”中国嘉德2006年春拍会“翦淞阁精选文房名品”专场就有一件明晚期紫檀错金银百宝嵌双清绶带图文具盒，长14.2厘米，宽11.5厘米，高6厘米，文具盒身口缘缀饰错银丝俯仰山纹一周；盖顶阴刻凹槽镶嵌螺钿、砗磲、虬角、绿松石、叶蜡石、椰壳、金银等珍贵原料，组合成五彩缤纷的梅花、竹筱、湖石、绶带鸟图案。构图以宋代花鸟写生小品画为立意，构思精致，竭尽奢华。此类嵌镶绝技其实早在明中期的景泰蓝工艺上就有体现，后来又多见于铜器之属，如当时文房铜器中常见有“石叟”落款的错金银丝工艺，颇多精心之作。但如果以文震亨等文人雅士观念来看，这些无疑都是“俗品”，是迎合官宦商贾之审美情趣的。
陶瓷竹木制品最为多见
文玩的最大特点是芜杂，古玩界常常将之归类于杂项、杂件。一是器型杂，即便从每项独立的文玩来说，其器型之纷繁亦可谓千变万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当数砚滴；二是用途杂，分工往往很细微琐碎，各自为营互不相干，而且少见重复重样。比如，与笔有关的，就有笔架、笔洗、笔筒、笔掭等；三是材质杂，举凡玉、竹、木、牙、铜、石、漆、料、玛瑙、紫砂、水晶等，无所不用。
文玩材质最为广见的是陶瓷，其可塑性最强，几乎可以仿制其他所有材质的肌理质感，这在清乾隆年间运用得最为淋漓尽致，所谓“戗金、镂银、琢玉、髹漆、螺甸、竹木、匏蠡诸作，无不以陶为之”（清·朱琰《陶说》）其中不乏官窑制品，身价不菲。如北京翰海2004年迎春拍卖会推出的清乾隆官窑仿竹夔龙纹笔筒，高8厘米，精巧绝伦，成交价达60.5万元。从文人趣味来说，单色釉瓷因少人工匠意而更富天然韵致，其不浮、不嚣、不靡、不媚，洁素莹然，而且烧制难度更高，向来被认为是陶瓷收藏的最高境界，故格外受到青睐。明清二代景德镇的单色釉、德化窑的白釉、龙泉窑的青釉等，均有数量可观、卓然巧秀的文房器玩问世。其中有一些是仿宋代五大窑的釉色及造型、纹饰。如北京翰海2004年迎春拍卖会推出的清雍正仿汝釉海浪花笔架，长21厘米，成交价82.5万元，虽然釉色仿旧，但器型别致，颇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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