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收藏本来是“精神贵族们”用知识和闲钱为基础进行的一场游戏，是一种让收藏者审美上得到陶冶、性情上带来愉悦的精神活动，正如苏东坡所云：“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画”。现今在中国却幻化成有钱人或钱虽不多但特想发财人的一种投资获利方式。但因这些人普遍缺乏“精神贵族”所拥有的气质（即书画收藏的专业知识），所以“吃药”之事常发生。大家一致声讨制假、贩假，却忽略了对自身 的检讨。这里所说的对自身检讨，就如徐建融先生所言：“买到假画，自己要负责。这跟买假酒假药不一样，它们需要商家负责。因为假酒假药不吃不知道，吃了要出人命的，鉴定假酒假药需要特殊的设备和程序，一般人没这个能力，所以商家和政府要负责。而假艺术品的鉴定不需要特殊的设备，商家和个人一样都是通过眼睛看，所以需要自己负责”。

　　现今的中国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书画收藏家，多是短线炒作的逐利人而已。中国古代和近代以及西方能称收藏家的都是收藏一辈子、传承几代者，即使有投资心理，也是长线投资，前提是本人对书画艺术品爱好、对收藏上瘾。而现今大多数书画艺术品的买家，不要说坚持收藏一辈子，能买后把玩五至十年者也甚少，春拍买、秋拍就卖的投机者大有人在，所以中国的书画艺术品收藏市场是不健康的，目前的这种繁荣是逐利热钱炒作的结果，是不正常的。其根源在于这些投资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画收藏家，不愿遵守“精神贵族们”收藏的游戏规则，也不愿穷一生之精力去学习来提高自身收藏方面的专业知识。对于书画作品的真伪在真正收藏家眼里是需要探究搞明白的一种学问，探究的过程是一种享受，而在投资人眼里却是投入的钱是否能产生量的变化。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声讨制假、贩假不对，而是说通过对自身的检讨，能找到与魔鬼斗法的法宝，发现自己的不足。

　　西方近、当代艺术市场使用了健全的艺术品档案制度，通过画廊经纪人和拍卖行正规严谨的操作来杜绝赝品。而缺少艺术品档案的西方古典艺术作品，则是通过少数极具品牌和诚信度的画廊经纪人、大拍卖行来对其进行考证，实现其应有价值。虽然赝品伪作也常有，但不是很泛滥。

　　中国的书画艺术品市场自古就有赝品出现，书画收藏家们一直在与作伪者斗智斗勇。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就有人作伪本，让王羲之在见到自己书法的高仿品时都说：“小子几欲乱真！”；至宋代名家书画作品就已达赝品多于真迹之势，米芾就曾因见多本伪“李成”画作而“欲作无李论”，因其见“皆俗手假名”；明代作伪则已“繁荣”到在世画家如沈周“片缣朝出，午巳见副本，有不到十日到处有之”，文徵明也是“书画遍海内，往往真不能当赝十二”的地步，清代至民国皆步明代后尘。“文革”时连真迹都要付之一炬，才使书画作伪者暂停了“工作”、赝品少矣。但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书画市场得以复苏，书画作伪也随之复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日书画市场飞速发展，书画艺术品拍卖交易异常火爆，这种形势刺激了书画作伪者们的神经，使目前在书画市场上中国书画名家作品假远多于真，作伪可谓已达前无古人之态。

　　在中国古代与作伪者斗智斗勇的收藏家们大多是文人雅士，且为官者居多，这些人自身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很多人还都精通自己收藏领域的专门知识、具备一定的鉴别真伪能力，一些大收藏家本身就是鉴定家，如宋代的米芾、明代的项子京、董其昌，有的大藏家自己如不善鉴定，也会因其特有的地位，能请到有相当水准的鉴定家作其顾问，为其收藏“把关”、“掌眼”，如清末“虚斋”主人庞莱臣即是这样。普通人几乎是不参加书画收藏的。当然这其中也有些书画收藏的”好事者“，自己不懂鉴别书画真伪，又无相当水准的艺术顾问，收买了很多假画，浪费了不少钱财，养活着从古到今的作伪者们。在“好事者”中商人占有一定的比例，商人进行书画收藏在清代以前是不太多的，只是到清代中期扬州商人的大量加入，才形成了一个商人进入书画收藏的主流群体。近现代书画收藏领域也如古代一样，能称真正收藏家的多是知识丰厚且有闲钱的知识阶层。如张伯驹就是典型代表，虽然也有很多商人加入，这其中大多数都是儒商，颇具好古之风。少数不具备鉴藏知识，只是附庸风雅的商人“收藏家”则如古代之“好事者”一样，成了作伪者的“下水道”。到这时书画收藏仍不具普遍性，仍然是“精神贵族们”之间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