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某报以两版篇幅刊载了有关文物专家关于规范整顿文物市场的相关报道。这两版文章把这些年来文物保护与流通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与犯罪现象一概归罪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玩市场的复兴与发展，并做出了一个必须封杀的判决。对此，笔者也有话要说。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玩市场的复兴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的逐渐开放，首先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自由市场，出现了一些零星的古玩与旧货杂陈的地摊。这些地摊尽管一再遭到驱赶，却生生不息。这类地摊市场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笔者认为，巨大的社会需求就是它们的生命之源。

　　其次，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玩市场的复兴带有很大的自发性，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的定位。由于定位的不明确，遇到的一大实际问题就是合法经营的执照到底找哪个部门去批。因此，不少地摊市场都是存在了多年才历经艰辛取得合法经营执照的。接踵而来的就是管理问题。现在参与这类市场管理的一般是工商部门，由文物部门监管。工商管理在这里较为明确，文物管理在这里就遇到了很大麻烦，因为在这里进行的买卖，并不具有明确“买卖文物”的特点，很难从汪洋大海的市场中找到文物法规的执法点。当然，这种管理现状是需要改变的，但改变的办法不应当是简单的封杀市场，而应根据现实情况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最后，把中国文物保护局面的严峻性归罪于中国古玩市场的兴起也是不公平的。近几年来中国文物保护局面的确令人堪忧。除了该报转述的“盗掘走私猖獗”之外，近几年城乡建设所造成的文物破坏，无论是等级还是数量，都远远超过了“盗掘走私”所造成的文物损失。

　　至于说到文物盗掘走私与中国古玩市场发展的关系。在这里，需要弄清楚的就是这些年来在中国进行文物盗掘走私的罪犯与在古玩市场进行经营活动的货主是不是同一群体。如果硬要把性质截然不同的人群混为一谈，把盗掘走私行为与正常的古玩市场行为混为一谈的话，势必会混淆敌我、伤害大众，使真正的犯罪者在混乱中逃脱法网。

　　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部分农民盲目地搜山掘墓寻找宝物的现象，是与中国古玩市场复兴所伴生的利益驱动有点关系，但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事出根由最主要的还在于地方政府的管理上。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伴生一些利益驱动。这些利益驱动常常是“双刃剑”。中国古玩市场发展所伴生的利益驱动，既激活了全社会珍惜中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热情，造就了数以千万计的文物保护大军，也驱动了一些丑恶现象发生。对于这些丑恶现象，我们是一定要扼制的。但决不能采取把市场大门一关了事的简单化做法。

　　非常遗憾的是，在这篇报道中，我们不仅多处看见了过去那种十分熟悉的简单化断语，又看见了一些与过去的做法十分相似的“举证”。比如说“潘家园的货主什么都敢卖，青铜器、陶俑、唐三彩……外国人常常一次买上百件、上千件，集装箱运出境。”中国文物不是萝卜白菜，青铜器、唐三彩一类宝贝更是罕见，怎么可能成百上千的出现呢？这些“举证”固然骇人听闻，但稍了解中国古玩市场的人都会明白，这不是市场的真实情况，而是用一些道听途说的故事拼凑而成的。

　　我们不希望历史的悲剧重演。真诚期望相关方面能在充分、客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玩市场复兴现状进行理性的分析，使中国古玩市场能够真正地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