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宣传画属于招贴画的范畴。在20世纪里它的第一个发行高潮可以追溯到三四十年代，可惜，由于年代久远，纸质很差，加上战火连绵，能保存下来的实属罕见。目前，解放以前发行的红色宣传画在市场上虽然有，但是已经很难见到，藏家能见到印刷品已属不错。因此，建国前可供查阅的红色宣传画资料实在太少。藏家只能把目标瞄准新中国红色宣传画。新中国红色宣传画通常是指1949年至1979年这段时期发行的宣传画，规格大小有一开、二开、四开、八开、十六开、三十开二等，主流规格为一开和二开。今天，只要是五、六十岁的人重温红色宣传画，势必会想起那些个经历过的特殊时期。可以说，红色宣传画是那段历史的见证和缩影。它不仅有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而且有欣赏价值和市场价值。笔者以为，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题材造就了红色宣传画的特殊价值，这种特殊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领导出题 画家创作
　　
　　建国后的30年里，我党先后发动了“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左倾”、“反右派”、“四清”、“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批林批孔”等等运动。由于每一次运动从开始到结束都需要作广泛宣传，而宣传最重要的一个形式就是采用通俗易懂的宣传画。它的创作一般由领导出题，然后画家根据领导的要求来进行创作。到“文革”时期，宣传画的创作采用了“三结合”的方法，即领导出题目，画家来创作，群众提意见。那时，几乎每个艺术家都把创作宣传画当作政治任务，并怀着满腔的热情投身到创作之中。其创作之认真、想象之丰富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许多宣传画都是经过反复修改、推敲，有的甚至修改数十稿方才能确定下来。因此，红色宣传画凝聚着那时艺术家们的心血。

　　题材独特 时代鲜明
　　
　　在建国后的前17年中，红色宣传画涉及的题材较广，有政治、军事、外交、体育、农业、工业、国防、妇女、儿童等。“文革”时期的宣传画题材较窄，绝大多数是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歌颂伟大领袖和统帅毛主席、反映工农兵的伟大形象，因而宣传画的色彩大都是“红、光、亮”，形象上是“高、大、全”的艺术风格。如《大力支援农业》、《黄河儿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等等。从宣传画的内容看，几乎每张宣传画都离不开“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格调。像1971年大连电瓷厂工人单联孝创作的《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宣传画，画面上方为《红灯记》中的李铁梅高举红灯，选择李铁梅是因为她是“文革”时期所有新中国女性的楷模。背面是一面鲜艳的红旗，下面为身着军装的女民兵，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红宝书，胸口别着领袖的像，左上方用红色写上“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八个字，以点明宣传画的主题。从中可以看出，此画的时代烙印和特征相当鲜明。类似这类宣传画在“文革”中比比皆是。

　　影响巨大 记忆犹新
　　
　　红色宣传画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力。那时，一旦有新的宣传画问世，就会分发到各地，于是全国上下党、政、军、工、团各级组织都会发动起来，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张贴于车站、码头、街头、院校、车间、教室、军营、村庄等场所。另外，有不少个人也会花上几分钱或几角钱买若干张宣传画张贴在居室内。所以，上班的人只要早晨起床就会看见墙上张贴的宣传画，骑车或坐车上下班则会在马路上亲眼目睹各种宣传画，到单位后同样能看见各种宣传画。可以说，那时人们与宣传画是朝夕相伴、形影不离，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尽管那个时期特别是“文革”给人们留下很多遗憾甚至是悲伤，但是只要人们看到红色宣传画，即会勾起对往事的回忆。

　　印量可观 存量有限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宣传画，宣传画印量一般很大。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期，重大题材的印量一般在数万至数十万张，像1964年发行的“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宣传画，印量高达160万张。题材一般的数量较少，如1959年发行的“妇女半边天……”宣传画印量只有1.3万张。到“文革”时期，宣传画的发行动辄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张，像毛主席第8次检阅红卫兵为题材的油画《光辉的榜样，伟大的创举》，当时印量达360万份，这还不是最高的。印量最大要数当时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毛主席去安源》宣传画，印量高达9千多万张，这恐怕是迄今为止印数最多的宣传画。不过，红色宣传画尽管印量巨大，但大都被张贴了，加上那时人们收藏的意识十分淡薄，能保存下来的并不多，直到80年代，才有热心人开始收藏红色宣传画。今天国内收藏红色宣传画的人群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济南等沿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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