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国后，我开始对中国传统的东西发生浓厚的兴趣，尤其喜欢中国古典文人绘画（诸如“元四家”、八大山人和董其昌充满书写意味的绘画作品），并对中国古典音乐的线型韵律情有独钟。出国前，我非常崇洋，认为国外的艺术比中国要好，出国后，却发现自己实际上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自德国归来，我持续了多年地消化着出国期间学到的西方的思维方法、想象力和表现方式，并一直尝试着运用这些方式和手段来传达我逐渐清晰的、由中国传统文化序引出的文化兴奋点。我的目的并不是在形态上对两种文化做嫁接或翻译，从一开始就压根儿没这种想法，因为我不满足于做一个“翻译家”或“文化中介”——德国“新表现”就没有一定要翻译给中国人看懂，我也不打算一定要画给德国人看，但如果我真的画得好，那地球人都是看得懂的！我只是把我所理解的一些东西运用到了我的创作中，我只对我的创作负责，对我的兴奋点及语言个性负责，当你把啥子“国际交流”、“文化通融”等大问题忘掉时，艺术才是你个人的也才是有魅力的。艺术家实际上没办法和政治家相比，管不了国际问题，但我相信——优秀的艺术没有民族和国际的界限，同时，也只有当你具有了国际视野才能拥有独立表达的自信！关于“国际”和“本土”的争议是人为的紧张，离开了具体的视觉经验和真诚的文化兴趣点，“国际”呀，“本土”呀，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理论家可以发挥想象力大做文章，但画家却必须相信“白纸对青天”的实干，弄得好了，优秀的“本土”就被别人当作“国际”，弄得不好，再时髦的“国际”也只能是“本土”。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的创作题材更中国化了，但表现手法兼容性更强了，例如“石头”系列、“花”系列和一些人体创作。我不知不觉竟由“崇洋”而变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维护者和吸取者，坚信中国艺术家只有不断从中国的土壤中汲取营养，才能形成有别于国外艺术家的独特个性。因为我们传统中那种神秘、敏感的东西是西方人所没有的，这种认识对我的绘画个性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西方当代艺术家非常强调个性，新观念层出不穷，艺术作品形态差异鲜明、突出，他们不仅关注社会角度迥然各异，在技巧上也是各显神通。一个成熟、优秀的画家的作品往往是任何人都无法复制的，中国艺术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个性风格不一样，才能在艺术上立住脚，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我们却发现，在中国艺术界乃至批评界普遍关注的并不是个性和独特性，而是“普遍性”或“类型”问题，这种惯性思维掩藏着我们对艺术认识的误区：艺术到底是因“个性”的独特而成立还是因“共性”的合理而成立，这个问题划分出了西方和国内审美取向的分野。我们应该深思，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问题，同时更是一种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只有当我们学会了以艺术的个性去理解艺术，而不是按照某种“普遍性”或“类型”的标准来理解艺术，我们的视野才会变得更加广阔。
“石头”系列是一个很特别的题材，从古至今，山石一直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文人画延续了一千多年，几乎所有的文人画大家都画过石头。我借助德国新表现主义的绘画方式、技巧来重新诠释传统的中国山石和花卉，以浓艳的红色涂抹在传统造型的中国山石中，打破了桃花在传统中国绘画里的淡雅形象，从色彩到构图均给人鬼魅奔放之感。这种反理性、反自然的艺术创作，出现了奇异的效果。如果以习以为常的正统视觉来看，我的作品形态和色彩无疑是离经叛道的，解构、消解乃至破坏的意义大于建设意义。如果我的绘画成立，那么，那种”习以为常的正统视觉“之外，我发现了一种契合我天性，同时又与传统习惯相对立的视觉经验—以我的放肆诠译了文人绘画”温和、内向、惰性“，是它们给予了我张扬艺术个性的理由。我非常珍惜这一批”山石“作品，在一定意思上，他是我绘画艺术在形态提炼和文化命题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标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