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老人自述》记载，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齐白石74岁时，他说：“四川有个姓王的军人，托他住在北平的同乡，常来请我刻印，因此和他通过几回信，成了千里神交。春初，寄来快信，说：蜀中风景秀丽，物产丰富，不可不去玩玩。接着又来电报，欢迎我去。”并于五月“十六日到成都，住南门文庙后街。”白石老人所述的这个“姓王的军人”，就是王缵绪①。

　　如白石老人所述，他与王缵绪的交往，始于王氏的求印购画。约1931年，王托了在北京的友人请齐白石刻印，彼此通讯，王曾一再邀请白石老人蜀地游玩，说入蜀可挣丰厚润资。据郎绍君先生文，当时王并赠给白石老人一个侍女，以为他“磨墨理纸”，齐白石作《梦游重庆》诗，对此专门题款说到：“王君治圆与余不相识，以书招游重庆，余诺之。忽因时变，未往。遂为万里神交。强自食言前约，故梦里独见荆州。”诗曰：“百尺红素倦红鳞，一诺应酬知己恩。昨夜梦中偏识道，布衣长揖见将军。”1932年7月，齐白石作了精妙绝伦的《山水十二屏》赠王缵绪，据说堪称白石山水画的极品。在其中《梦中蜀景》一屏中，就题了《梦游重庆》这首诗。王赠给白石老人的侍女淑华，在侍侯老人近一年后，送归家乡。

　　齐白石1936年到四川，一方面是因为王的邀请，另一方面是他的第二个夫人胡宝珠是四川丰都人，可以借此机会返乡探亲，所以当时齐白石是带着宝珠和两个最小的孩子经汉口，过沙市、万县，抵嘉州，到成都的。这一行，齐白石有不少的收获，认识了不少艺朋好友及门人弟子，包括神交多年当时又正在成都的金松岑、陈石遗、黄宾虹等人，也游览了“川中山水之佳”青城、峨眉等。上世纪90年代，我还曾经在报纸上读到有成都的画家回忆甚而至于演义齐白石来川住在文庙后街为达官贵人作画时的盛况，说送来的润金高高垒起在画案一侧，很多求画的人在画室门外院子里排队等候。白石老人手不停挥，但对这些“没素质”的“富人”求画没有多少好感和热情。当见到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汗流满面拉来一个急吼吼地想求画的官绅，白石老人却将刚画完的一张蔬菜小品给了那个看来劳累不堪的车夫，并叮嘱他快拿回家好好保存。我不知道这样的美文与我所见到的文庙后街到底哪个更为真实，但我知道，齐白石一生来四川这么一趟，他其实最终是并不很高兴。我相对还相信一些这样的说法，是王缵绪请来齐白石后，住在这文庙后街的治园里，一方面又为王刻印、作画，另一方面，是王向齐白石出示了很多他历年的所谓收藏，请齐白石代为鉴定，要求齐白石在鉴定后的作品上题记作跋。让齐白石为难的是，王出示的这些东西大半是赝品。以白石老人的品性这是很难“双赢”的事情。由此，带来的结果是：齐白石来川“走穴”前，王缵绪原来答应给3000元酬金，等他真正离开时，王只给了400元。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不爽，使齐白石在《蜀游杂记》中写道：“半年光阴，曾许赠之3000元不与，可谓不成君子矣！”5年后，81岁的齐白石又在《蜀游杂记》末页题了两句话：“翻阅此日记簿，始愧虚走四川一回，无诗无画，恐后人见之笑倒也。故记数字，后知翁者，翁必有不乐之事，兴趣毫无以至此。”蜀游使白石老人对王缵绪这个“神交”有了认识，后来就不再往来了。前述白石老人口述自传谈及蜀游时，只说“四川有个姓王的军人”云云，连王的名字也不愿意指明了。这样的人，我们当然也不愿意他顺着白石老人的大名和成就而沾光得利的。

　　但令白石老人和我们甚为欣慰的，是蜀中书画界的朋好尤其是他的几位门人弟子给了他很好的礼遇和慰藉。就在白石老人这次蜀游到达成都后，他在北京3年前接纳的门人余中英②就邀请白石和家人到他的家中居住，盛情款待。在此之前，余还通过齐白石的介绍，认识了徐悲鸿。1934年夏初，徐悲鸿到成都，余中英将徐悲鸿尊为上宾，专程陪同徐悲鸿游览了峨眉山等川中名胜古迹，力尽东主之谊。据《成都新方志·郫县志第二十六篇人物传略·余中英条》记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余中英率部被刘湘改编，任二十一军独立第三旅旅长。后辞职，偕妻赴北京旅游，在京结识大画家齐白石先生，相见颇为投契。余欲向齐执弟子礼，齐白石认为余虽为军人，但心性儒雅，在书画篆刻方面颇有造诣，遂以师友之礼相待。余从齐白石习书作画，虚心求进，二人过往甚密，常有合作佳品，至今犹有存者。”事实是，余中英在当时的确拜门成为齐白石在四川的有记载可查的几个弟子之一。据成都市博物馆邓代昆先生介绍，当年余中英在北京拜师齐白石后，“耽京师八月，与翁连床彻夜，日聆诲教”。白石老人对待余中英，“爱之如子，待之如友”，在余中英行将归蜀之际，“翁戚戚然若有所失”，为作《送余中英归蜀》四条屏。此四纸一堂《齐白石翁送余中英归蜀画屏》③，现就收藏在成都市博物馆。邓代昆和拜观过原件的蜀中书家谢季筠先生都说，实“亦馆藏之精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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