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栽种葡萄的历史非常久远，新疆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种植了葡萄，新疆出土葡萄纹陶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史书记载说葡萄是在汉代由西域传入中国的，这实际上也并不矛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而葡萄就是在此之后传到了长安，据说长安的上林苑就栽种了葡萄。虽然内地在汉代就有了葡萄，但毕竟非常稀少，不可能成为人们创作的对象，因此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几乎看不到葡萄纹饰。那为什么唐代在铜镜上又突然兴起葡萄纹，而且成为一种流行的纹饰呢？这需要分两层来论述。

　　首先在唐代出现葡萄纹，我认为与唐代的开放精神有很大的关系。唐代经济发展、国力强盛，与外国的交流也更加频繁，人们在饮食起居、衣冠服饰等方面不免追求“胡”风，而且这种以“洋”为时髦的思想应该最早流行在皇家贵族之中，逐渐影响到百姓。在这种大趋势下，流行于波斯和拜占庭地区的葡萄纹饰受到青睐，被移植过来，装饰在铜镜上。第二，为什么是铜镜，而不是什么别的器物呢？我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铜镜的大众化，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会拥有铜镜，区别只在于工艺的高低。因此当一种新的纹饰出现以后，人们就会竞相模仿，成为一时的流行风气，随着流行的减退，这种纹饰也就逐渐消失，这就是为什么在玄宗以后这类铜镜消失的原因。另外铜镜的造型与装饰这种纹饰的外来艺术品可能非常相似，都是圆形，只要把原作上面的图案照搬下来再稍加改动就可以了，这件神像纹鎏金银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如果将此银盘和唐代瑞兽葡萄镜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它们相似的地方很多，首先它们都有分区，铜镜一般分为两区，但是加上最外围的装饰花边，也形成三个区域。再看纹饰，都用葡萄纹衬底，其间装饰各类动物，所不同的是中国铜镜上在靠近圆心的区域仍装饰少量葡萄纹和怪兽，就像茂盛的葡萄蔓爬过了屋顶，把果实结在了别人的地盘上。如此来看，中国的葡萄镜与神像纹银盘如出一辙，这难道是一个巧合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中国唐代的葡萄镜明显受到了来自西方的葡萄纹饰的影响，同时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瑞兽纹饰，形成了既具有西方特色，又兼具中国风格的独特纹样。

　　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贸易往来一直长盛不衰，即便是在战乱频仍的十六国时期也不曾间断。出土神像纹银盘的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位于从关中、陇东到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沿线上，在同一线上，据此不算太远的甘肃故原县还曾出土过东罗马金币和波斯萨珊朝鎏金银壶等，这些都是当时贸易的见证。在贸易中，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品销往西方，而西方的一些物产和凝结着西方艺术的工艺品（就像这件银盘）也来到了中国，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我们相信，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发现更多的境外艺术品，对我们研究中外文化和艺术的交流提供更为翔实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