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形几何纹“ ”大量地使用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和个别陶器，有39件青铜器上采用了带或线状的鱼形几何纹装饰器物，多个“ ”前后相续，连接成线，或围成一圈，或排成直线，有4件兵器（戈和戟）也使用了单个“ ”装饰，另外还有1件陶器。此前吴城遗址出土一件陶器上也有此种纹样。“ ”纹习惯地被称为燕尾纹，笔者认为它是由侧视的鱼纹简省、变形而成的鱼形几何纹详见拙文：《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燕尾”纹探讨》，《中原文物》2003年第3期）。它装饰的青铜器种类多，分布位置不同，表现手法各异，有镂空、浮雕和线刻，以浮雕最为多见，是一种十分独特的重要辅助纹样，富有文化内涵。目前大家对它还有不同的看法，诸如形状的特点、出现的时间、分布的范围等。笔者在此谈点意见。

　　我们先来确定鱼形几何纹主体形状。典型的鱼形几何纹“ ”形状犹如两个平行四边形“”“ ”的长边反向拼合而成，前尖若圭首，后分叉如常见鱼的分尾。当多个“ ”连接成线时，有时易误“ ”间的曲折线“〈”为纹样的主体。从具体器物纹样的展示不难弄清此种纹样的主体。两件特短骨交青铜矛（XDN：97、98）的骨交上镂空出多个“ ”形孔，孔上原镶嵌绿松石，一件镂空锋刃器（XIN：478）中线处镂出6个“ ”形孔，它们一线排列。从这三件器物我们可以一望就知纹样的主体是“ ”，而不是夹于其中“〈”。

　　铸成浮雕状的“ ”纹大多是位于一条凹带之中，四周减地造成主体“ ”浮凸，与凹槽侧边不相连。浮雕式的“ ”大量地出现于青铜鼎的口沿、耳外侧，的耳外侧，上围成框，钺上围成口，折肩鬲、钅尊、箕形器等排成直线。只是在短柄翘首刀的背脊上较为特别，一个个“ ”浮突，排成一线，不在凹带中，容易误为间隔的“〈”为纹样的主体。线刻的鱼形几何纹出现在六件修刀（XDN：378－383）的柄手上，阳突的线条勾勒出纹样，“ ”则显得低平。在这里“〈”阳线与两侧边线连接不中断，构成完整封闭的线性 形状，长与宽的构成明显。

　　四件兵器戈和戟扁平援上浅平凹槽形状为“ ”形，单个成纹，此前被描述为“箭翼状”。其实不然，它与箭翼形状有很大不同。戈或戟的扁平援体形状前窄后宽，因而在其他铜器上的两侧直边平行“ ”为了适应援体的轮廓也有所变形，前稍收窄，后端则显得宽。它们的槽内装饰有些差异，勾戟（XDN：133）援两面的浅平凹槽中部隆起成脊；曲内青铜戈（XDN：131）援的凹槽外形与勾戟基本相同，只是稍细长；直内青铜戈（XDN：120）的援凹槽外形也是鱼形几何形纹，其中再以阳线勾勒，后半则成为抽象的鱼形，前部三角尖状，后同鱼尾分叉；直内青铜戈（XDN：132）援体两面的几何形鱼形前部收得更窄，内中加饰细阳线。

　　新于大洋洲之外有确切出土地点的商代青铜器上鱼形几何纹几乎未见。四川三星堆的二号坑中出土的1件青铜公鸡（标本K2③：107）昂首引颈，尾羽丰满，造型写实，极为生动。其尾基部三圈横向带纹和鸡尾数条纵向羽纹上虽也可有阳突的“ ”，但不是单独成带，“ ”与较短的“〈”相间分布形成纹带，只能看作借用了新干大洋洲鱼形几何纹，且加以变化。湖南衡阳市博物馆藏的1件西周鸟饰青铜搏两侧栾有高突的扉棱上共镂出八只高冠凤鸟，其狭窄的基部阴刻出一系列排布较疏的“〈”纹，阴刻的“〈”间似为“ ”形，细致观察则不然，外围没有阴刻线封闭，与新干大洋洲铜器上的鱼形几何纹差别不小。湖南出土的几件春秋越式青铜鼎上，腹部主纹上下装饰阳突的“〈”组成的纹带，以长沙县金井乡干塘坳出土1件青铜鼎的纹饰最为清楚，此纹样被当地学者名为曲折纹。然而有不少研究者把它与新干大洋洲青铜器上的鱼形几何纹归为一体，混为一谈。彭适凡先生以为：“此种燕尾纹和一般窄细的曲折纹不同，它不仅在中原的商周青铜器上所未见，就是在南方其他地区至今已发现的青铜器上也较为罕见，是商周时期赣江流域广为流行的一种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几何纹饰。”此今的材料尚不能否定这一观点。青铜器上的“ ”与“〈”两种纹样的主要区别在前者为平面形，长大于宽，角锐较小，排列较稀，后者为粗线条，宽大于长，角钝较大，排列较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