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量真器真铭中，不乏国宝级器物（文物定级中的一级甲等），如：1975年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造型优美的细腰青铜爵，是我国青铜器早期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1975年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出土的西周共王时期的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铭文，可以分析出从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到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这一历史变革发展演变的轨迹。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大墓出土的尊和盘上的玲珑剔透的透空附饰，其高超工艺对研究中国古代铸铜业中的失蜡法有着深层意义。两汉时代的铜器名品，如众所周知的长信宫灯、马踏飞燕，等等，亦为国宝器物。

　　国宝文物的确定对进一步加大保护、宣传、研究的意义十分重大。不少博物馆从普通工作人员到领导，都表现出因本馆藏品中有“国宝”级器物而格外兴奋。笔者深深记得在有的博物馆确定某件铜器为国宝时，在场的人都拍起手来，与国宝合影留念。

　　鉴定中不少器物都是成群成组的，其整体价值和意义则更大，例如：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发掘的殷商后期妇好墓，出土青铜礼乐器200余件，为殷墟早期铜器断代提供了大量标准器。1978年陕西省扶风县某地一号青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103件，可依据铭文亲属称谓之内涵，铜器分属于从西周早期至晚期。1978年湖北随县发掘的曾侯乙大墓，除出土闻名中外的重达2500多公斤的全套编钟外，各种礼器、容器和兵器数量也极多，兵器中三戈一矛戟、殳头呈三棱矛状的殳都是罕见的。为研究战国时期楚系青铜器的特点和发展水平有着重要价值。

　　在各地博物馆也发现不少以往未曾刊布过或未受到更多重视的重要青铜器与铭文，仅举几例，可见一斑。浙江省温岭市文化局收藏一件口径达到61.5厘米的西周早期圆形大盘，盘内底有高浮雕龙饰。该盘可谓是同时期同种器之最大者，值得珍视。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博物馆收藏一件铜质牛角状器，其外表饰有席纹、云纹等。此件铜牛角状器与1954年江苏省丹徒县西周墓出土的牛角状器相似，且属同时代器，以往在河南安阳西北冈曾出土过一件有盖的牛角形器，盖与口沿均饰夔纹，当属商代晚期遗物。柳州角形器其用途应为饮酒器。

　　今四川地区近年出土的许多青铜器物上，有至今尚未能释读的，有表意内容的所谓“巴蜀图语”，内容丰富，有：人像、物像、动物、植物、几何图形纹等。我们注意到，在巴蜀铜印章中，许多都有铜罍或铜尊的图像，如：四川什邡出土的有“十方王乙”字样的印章，其上有罍的图纹。巴蜀器上罍、尊，表明这里的罍或尊与以鼎、簋等为代表权力象征的中原青铜文化有着同样的性质，说明巴蜀地区对罍、尊的重视。什邡印有“十邡王”，可证印主为什邡王，印章上的罍是权力象征的印记。

　　毋庸讳言，在不少博物馆或民间收藏的铜器与铭文，尤其是一些传世品，都存有伪作伪铭的铜器。伪作情况极其复杂，仅列举几种。有的是整体伪作，江苏省某博物馆收藏一件铜兕觥（饮酒或盛酒器），虽然在特征风格上很似商周时期的同种器，但显粗犷，更特殊的是，此觥颈部特别高，显然有别于商周器，该器系宋代伪作。山东省某地区一文物机构收藏一件外形似战国的牺尊，看上去有一定审美情趣。经仔细分辨，该尊气质式微，最大破绽是器上的绿锈和枣皮红锈较软，无一点贴骨锈。此器系宋代伪作。青铜器错金银装饰的出现一般要到东周时代。某博物馆收藏一件商代乳钉纹簋，伪作者为使簋的外表优美富丽，不惜工本将乳钉外围和器表的空白处，加上错金饰，这是清末、民国伪作。伪作铜器上或真器上作伪铭的很多，故审定铭文时，尤其是传世器之铭文，要格外慎重。有的伪铭做法可称“巧作”，某博物馆一件商代青铜尊，器内底有伪铭八字：“口作父癸旅宝■彝”，如把手直接伸进尊内刻伪字，操作起来不易施展，经观察，伪作者是先将伪字刻在与原尊底径相同的铜片上，再将原底凿下后，将刻好的伪铭铜片镶嵌上。由于嵌入作旧不好，仍可看出嵌补的痕迹。山西■县某文保单位的一件商鼎，器内壁伪铭：“■  父乙”四字，伪铭的做成是将原器器壁割下一块，再将与其大小一致的伪铭铜片嵌入吻合。但有慧眼者总会看出破绽。这两种方法可称作“开底法”、“开天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