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款有“渭水渔翁”、“商山仿古”、“善山仿古”、“峰霞山人”、“中山人”、“程子受”、“吴仲兴”、“晓山主人”、“东海鼎臣”、“许锡龄”、“王钦宣”、“西园主人”及“刘殿帮”等。

　　吉语赞颂款为杏林春宴、东壁西院、在川知乐、永庆奇珍、奇石宝鼎之珍、友昆连碧之珍、天、禄在其中、沧浪绿水、玉石宝珍、若深珍藏、文章山斗、永兴珍玩佳制、文房一玉、万福攸同、福贵佳器、玉石宝珍、青玉宝鼎之珍、奇石席上佳珍、永兴佳玩、玉石雅玩、玉石佳玩、博古雅玩、昌江珍玩、同玉珍玩、美玉雅玩、留香雅玩、宝石雅制、昌江美玉、真玉和信友玉珍记等。

　　寄托款以仿明代款识为主，有永乐年制、宣德年制、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弘治年制、大明正德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隆庆年制及大明万历年制等。

　　从大量传世品分析，康熙早期官民窑署帝王年号款者极为少见，而多写干支、家藏和图记款。余认为其因有二：一即《浮梁县志》讲：“康熙十六年邑令张齐仲，阳城人，禁镇户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它充分证实该时期禁写年号。二是此时康熙帝不尚尊号，拒绝臣下给他“加上鸿称，以显功德。”

　　楷书年款字体较扁，繁体“制”字下面的“衣”字一横较长。干支款往往如上所述在年号后增注月日，它是民窑所独有。中国用干支纪年，始于东汉建武三十年（55年）。在此之前远溯夏商，则以干支记日。陶器上的纪年款最早见于秦、汉时期。瓷器中的纪年款则始于三国时代，盛行于明、清两朝。康熙民窑青花中的纪年款，因其标明了器物制作的年代或具体时间，所以当是本朝青花早、中、晚期划分的最重要依据。家藏、吉语赞颂款较多使用，而人名款则较少见。图记款中以双圈款最为普遍，其显著特征系正圆且每圈的接头处笔触较重。寄托款虽书写无力，但较工整。各类款识落款位置多数在外底部，少量写于外腹部。外底部署款者大多呈二行竖式排列，并于字外加双圈，双方框，无圈栏则较少见。

　　作者以为鉴定康熙民窑青花瓷款识的要点（尤其质量）为二：一是如同中国书法的判断标准一般，突出字形、线质。二即应与前文所言青花纹饰呈色相结合。款识为古陶瓷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以其特有的形式构成各个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并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

　　五、仿作

　　由于康熙民窑青花在景德镇制瓷领域中具有重要影响，因而后世对其仿制较流行。从大量传世品来看，仿品主要出现于光绪、民国（1875——1949年）时期。多为观音瓶、筒瓶、花觚、棒槌瓶、罐、笔筒、钵式炉与碗等。学界认为光绪青花瓷在清代仅次于康熙，某些仿康熙青花瓷精品（应指官窑及民窑精品——笔者注）甚至几近乱真。图案流行花卉、山水、瑞兽及人物等，以前者为上。正如童书业先生所言：“清末仿造的康熙青花以花卉见长。”

　　通过学界以往对历代陶瓷仿品的研究结果看来，无论作伪技术多么高明，许多赋予时代文化气质的东西是永远无法再现的。一件瓷器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流程的结果，实际上是一种特定的时代文化在窑工身上的自然折射，为心灵的外化，犹如植物开花一般自然而然。别人内心的那些东西不是想模仿就能模仿的，仿制毕竟不是克隆，要想达到无差别的境界从理论上而言不成立。技术手段只能作为辅助。

　　尽管光绪、民国时仿康熙青花中的某些作品达到惟妙惟肖的地步，但终究真就真、假即假。与原作相较，仿品造型力量显秀柔，线条折角外较圆滑，足呈尖状或圆状。胎质疏松体较轻。釉汁稀薄色洁白，胎釉结合欠佳。绘工细腻，画意拘谨，层次感不强。青料呈黑褐、深蓝或浅蓝色调。款识以楷书“大清康熙年制”和“康熙年制”为主，落明代年号款，但画风仿康熙者为辅。排布齐整多见二行竖式，书法颇为纤秀。字外常绘双圈，每周衔接处笔触浅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