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20世纪里，中国传统绘画可谓命运多舛。在经历了来自于西方和政治的重重逼迫之后，一种被创造出的艺术样式“国画”逐渐占据了已经远离了传统的当代中国美术界内外人士心目中的“传统文明”的地位。这种危险和围绕着这种危险的重重争论在整个20世纪中一直存在。在“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之类苏联经验统治下的美术院校里面，以潘天寿为代表的传统派画家担心中国绘画本体的失落的呼声也是极其微弱的，最终也没能改变当今美术院校通过素描考试招收“国画系”学生的现状。1966年，毕生为“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而奔走呼号的潘天寿含冤去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壮志未酬的缺憾。而事实上，尽管有“传统派”与“革新派”（后者以徐悲鸿为代表）之分别，20世纪的“国画”家无一例外的被纳入了作为“艺术”的“国画”这种再生的样式，而这种在西方艺术中心话语霸权和政治压力双重压迫之下所形成的绘画范式，已经与新中国进行了坚硬顽固的焊接。在今天，当艺术体制里的“国画”家们企图在借“新文人”之名试图继续构造虚假的“传统”，难免让人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远离了母体的饥渴与焦虑。而此时，“国画”在国朝内外作为“传统国粹”和“中国文化”之代表一类的悲喜剧仍在不断上演。

[参考文献]
1、《20世纪中国画——“传统的延续和演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
2、林木：《20世纪中国画研究（现代部分）》，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
3、何怀硕（主编）：《近代中国美术论集》，第1集，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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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东：《刘东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6、水天中：〈“中国画”名称的产生和变化〉，同作者《穿越四季》，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7、刘东：〈悲剧在中国的诞生〉，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讲演稿，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