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梅先生则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加以分析，在他看来，“西方的文化大而化之，可以称其是一个‘极端的文化’。产生于这种文化中的艺术，写实到可以到把毛孔画出来，放大到可以把一个细胞放大画出来，抽象到可以玩几根线，甚至玩到观念。”

“而我们的文化是一个中庸的文化，中和的文化，用中的文化。西方人的极端和我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儒教思想下的美学是孔夫子所说的‘温柔敦厚’，加上道家美学的‘平淡天真’，两者一直作为是中国美学的最高鹄的来标榜。”

“石涛有句名言叫‘不似之似’，到齐白石讲‘妙在似与不似之间’，都表现出中国人不走极端的特点。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写意的，中国人在一笔一画寄托个体生命的感悟，对万事万物的体悟，也是个体生命对于大化的认识。谈中国艺术绘画没有走向西方意义的抽象，很类似于西方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和美学，因为宗教、美学都是西方人提出来的，我们的绘画没有走向抽象，也是西方人造出来。”

中国绘画最终要用中国文化来诠释，其他理论都摸不到核心

梅墨生先生说，我们使用的“抽象”这个概念是从日本引进的，而日本又是从欧美翻译过来的。在人类文化趋于大同的时代，这个概念似乎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了，但是人类文化的大同还是一个遥远的梦。

在梅先生看来，人类一方面不断在趋同，另一方面不断地分歧，趋同的程度和分歧的深度是一样的，这源于生存方式、精神信仰和文化渊源的差异。一旦涉及到美学、世界观、生存习惯，各地区也自然存在很大不同。毕加索曾经临摹过齐白石的册页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虽然他使用了毛笔和中国画用的纸，但由于没有中国文化的内涵，临摹自然难以兼具形神。

而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教育就是西化的教育，无论留学于西方哪一个国家，学者回来建构的美术教育模式基本上是一个西化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我们就会发现，面对的“抽象”是个移植的概念，虽然为什么传统文人画家始终没有跨入彻底的抽象并不是一个伪问题，但是确实人们经常用很多外来文化的标准概念、范畴来谈论有数千年文化史的中国文化。

梅先生强调说，中国绘画的评判还是要用中国文化来诠释，否则是很难解释的。其他解释也能勉强解释，但都摸不到核心。

石涛（约1642~1707），俗姓朱，名若极，法名原济，亦作元济，字石涛，以字行，号苦瓜和尚、大涤子、一枝叟等，原籍广西桂林，僧籍广西全州（今全县）。明靖江王朱亨嘉子。明亡后，隐姓埋名遁迹空门，大半生云游四方，一边修佛，一边习画。晚年定居扬州，名所居为“大涤草堂”，生计艰难，靠卖画糊口。约于康熙四十六年病逝扬州，葬于扬州城北蜀冈隆庆寺后。石涛为明末清初画坛革新派的代表人物，强调画家要“借古以开今”，主张“门户自立”，反对一味“摹古”，创造自己的艺术意境，这对后来“扬州八怪”的形成有很大影响，遂有“石涛开扬州”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