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传米芾有洁疾，初未详其然，后得芾一帖云：“朝靴偶为他人所持，心甚恶之，因屡洗，遂损不可穿。”以此得洁之理。靴且屡洗，余可知矣。又芾方择婿，会建康段拂字去尘，芾释之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员，其人不名，自称曰张大伯。是何老物，辄欲为人父之兄?若为大叔，犹之可也。”此岂以文滑稽者耶?

      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隶、篆五体，往往篆、隶各成一家，真、行、草自成一家，以笔意本不同，每拘于点画，无放意自得之迹，故别为户牖。若通其变，则五者皆在笔端，了无阂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风神颖悟，力学不倦，至有笔冢、研山者。似未易语此。

      世有《绛帖》、《潭帖》、《临江帖》，此三书，《绛》本已少，惟《潭帖》为胜者，以钱希白所临本也。希白于字画得佳处，故于二王帖尤邃。若《临江》则失真远矣。又《淳化帖》、《大观帖》，当时以晋、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择善者刻之。悉出上圣规摹，故风骨意象皆存，在识者鉴裁，而学者悟其趣尔。

      士于书法必先学正书者，以八法皆备，不相附丽。至于字亦可正读，不渝本体，盖隶之馀风。若楷法既到，则肆笔行草间，自然于二法臻极，焕手妙体，了无阙轶。反是则流于尘俗，不入识者指目矣。吾于次叙得之，因笔其梗概。

      草书之法，昔人用以趣急速而务简易，删难省烦，损复为单，诚非苍、史之迹。但习书之馀，以精神之运，识思超妙，使点画不失真为尚。故梁武谓赴急书，不失苍公鸟迹之意，顾岂皂吏所能为也?又其叙草大略，虽赵壹非之，似未易重轻其体势。兼昔人自制草书，笔悉用长毫，以利纵舍之便，其为得法，必至于此。

      学书之弊，无如本朝，作字真记姓名尔。其点画位置，殆无一毫名世。

      先皇帝尤喜书，致立学养士，惟得杜唐稽一人，馀皆体仿了无神气。因念东晋渡江后，犹有王、谢而下，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至若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叹其弊也。

      昔人论草书，谓张伯英以一笔书之，行断则再连续。蟠屈拿攫，飞动自然，筋骨心手相应，所以率情运用，略无留碍。故誉者云：“应指宣事，如矢发机，霆不暇激，电不及飞。”皆造极而言创始之意也。后世或云“忙不及草”者，岂草之本旨哉?正须翰动若驰，落纸云烟，方佳耳。

      士人于字法，若少加临池之勤，则点画便有位置，无面墙信手之愧。前人作字焕然可观者，以师古而无俗韵，其不学臆断，悉扫去之。因念字之为用大矣哉!于精笔佳纸，遣数十言，致意千里，孰不改现存叹赏之心!以至竹帛金石传于后世，岂只不泯，又为一代文物，亦犹今之视昔，可不务乎?偶试笔书以自识。

      宋虞龢论文房之用，有吴兴青石圆研，质滑而停墨，殊胜南方瓦石。今苕、口间不闻有此石砚，岂昔以为珍，今或不然?或无好事者发之?抑端璞、徽砚既用，则此石为世所略。

      唐何延年谓右军永和中，与太原孙承公四十有一人，修袚稧，择毫制序，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别体，就中“之”字有二十许，变转悉异，遂无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百千本，终不及此。余谓“神助”及“醒后更书百千本无如者”，恐此言过矣。右军他书岂减《稧帖》，但此帖字数比他书最多，若千丈文锦，卷舒展玩，无不满人意，轸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牍，数行数十字，如寸锦片玉，玩之易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