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史仓颉，生而神灵，仰观俯察，始作书契。上古无笔墨，以竹沾漆，书于竹简，上隆下削，形如蝌蚪，今大禹《峋嵝》，及帝咨《翼辅治水碑》，古文之遗迹也。

秦焚先典而古文绝。秦书八体，首大篆，而无古文。而王莽居摄甄鄷定六书，一曰古文者，盖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而古文乃复着也。秦自始皇至汉武以前，止有籀文耳。

周宣王太史籀，作篆十五篇，损益古文，或同或异。以其官，谓之史书；以其名，谓之籀文。李斯小篆兴，别之曰大篆。汉建武时，已亡六篇，今国学《石鼓》，籀文之仅存者。

上古以漆书，中古以石磨汁，后世始有墨。昔人以《石鼓》点画圆匀，异《禹碑》而近斯篆，疑后人所作，或石汁所书，不知宣王之去夏已远，故离乎蝌蚪之形；去秦已近，故微有玉箸之意。此运会使然，其笔非籀不能作，而亦非关石汁也。

三代遗文，多载于钟、鼎、彝、敦、鬲、甗、盉、卣、壶、觚、爵、斝、豆、匜、盘、盂之铭，及《岣嵝》、《石鼓》、《比干》、《季札》诸碑刻。夏、商、周初者，古文也。宣王以后者，籀文也。字画古雅，章法参差，印文仿此，致有意趣。鼎碑遗迹，及薛尚功《款识法帖》、《钟鼎篆韵》等书，亟当搜讨。

嘉靖间，我郡徐官论《季札碑》云："孔子之书，参用仓、史，故方圆不同；三代之文，仅见《大禹碑》、《石鼓文》及此刻耳，此外不多得也。"

平王东迁以后，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并天下，丞相李斯，奏同文字，作《仓颉篇》七章，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七章，改省籀文，画皆如箸，以便笔札，名玉箸文，即小篆也。秦、汉官私印章，间用仓、史，大要以小篆为宗。

仓颉之作书也，所以明天地万物之理也。如 字，象形者随其形势，乃无悖于自然之理。

秦易古文为玉箸， ，举尖圆斜缺之字，悉从而方之，象形如此，会意、谐声可知矣。徐官《印史》云："古篆多圆圈、圆点，小篆崇尚整齐，破圆作方，渐失古制。或曰：仓、史古籀多遗缺，小篆多完备，取其便耳。"官谓：《仓颉篇》、《石鼓文》、《说文》及《通释》以下，如《六书统》、《六书考》、《六书略》、《复古编》、《续复古编》、《字原正讹》，本义、声音、文字通四声、五声诸韵，款识、钟鼎诸书，《峄山》、《碧落》诸碑刻，古文、大小篆，错杂载焉。仓、史遗文，亦不为少也。魏太常《六书精蕴》，及官《孝经古文集成》，皆按索诸书而得者，安敢有一字杜撰哉！太常云：仓、史不足，择小篆可者，以补其缺，此说得之矣。

自古至秦，止有篆书，秦兴役戍，狱讼务繁，篆苦难成，下杜人程元岑邈，损益大小篆，造隶书三干，始皇善之。以其方直简约，便于隶佐急疾之用，名曰隶书，又曰佐书。人情畏繁，日趋简易，仓、史之道，于兹废坠矣。邈隶罕有传者，曲阜孔庙，有前汉五汉二年刻石，与《隶续》所载建平《郫县碑》，后汉建武中元二年《何君阁道碑》，水平八年《路君阙碑》，及秦权、汉量上字，犹可见邈隶之意。至《淳化阁》中，刻邈"天清地宁"数语，乃王着之误。秦、汉若已有正书，则汉碑四百，何得只有分书也。

秦与西汉，篆书而外，止有邈隶。篆法婉曲圆密，隶体初兴，廓落劲崛，习者苦无楷模。东汉建初中，上谷王次仲，以隶方广少波势，因即隶而八分之，每字皆如八之分，则结构皆有楷法，而点画有俯仰之势矣。张怀瓘《书断》云："八分本谓之楷书，自钟、王变体，谓正书为隶书，因别有八分之?quot;。愚按：八分与隶，大同小异，所别者，隶书方劲无波，八分发笔舒展，而有波势耳。次仲作八分书于章帝时，或以为秦之羽士，与程邈同时，误认邈隶系次仲分书，因以魏、晋正书为秦之邈隶。其原因，不明隶书与八分之别，故众论纠纷。其实隶敛束，而分书发扬，其间固自有厚薄、华朴之殊，隶犹与篆近，而分渐远矣。明新安何震作《二十五举》，以续元人吾子行之《三十五举》。其第一举曰：八分书，秦羽士王次仲作，其体亦始于周；佐书，程邈作，谓之正隶，即今之楷书也。夫以佐书为正隶，他无所据，《阁帖》误之耳。若以八分始于周，则汉碑自建初而后始有分书，建初以前即西汉，且皆邈隶，何得周有分书也?　　李斯工篆，鲜继之者。建初中，曹喜作悬针书，又作垂露书。悬针，题五经篇目者是也。愚按：垂露者，玉箸回锋之顿而凝者也；悬针者，玉箸出锋之圆而直者也。二者异乎玉箸之貌，正洋溢乎玉箸之机，八分章程之体，于兹而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