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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集邮报》2004年第30、32、34期连载的《探讨“中国邮票史·第八卷”》（以下简称“探讨”）指出了“中国邮票史”·第八卷“（以下简称”第八卷）的美中不足，笔者读之受到教益和启发，但也发现“探讨”也有一点不足。 这一点不足主要表现在邮资信封的名称失实。如“第八卷”给人们简称为“语录封”的名称是：普封二“天安门图‘毛主席语录’普通邮资信封”，“探讨”说：“其实，本书现称为‘普封2’的一套普通邮资信封，应称为‘天安门图’（注：为正面）‘毛主席语录’普通邮资信封。”两者除编号以外，名称完全相同；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原邮电部发行这套邮资封的（67）邮票字第37号文件的标题是：“关于发行毛主席语录邮资信封的通知”，通知说：“兹发行毛主席语录邮资信封二十种，编号为12－1967至31－1967……”由此可见，“第八卷”和“探讨”给这套邮资封名称中的“天安门图”、“普通”等词语，都是后加的，并非“文件原有”。这就把通知并未明确归属的“语录封”说成是普通邮资信封了。须知，那个年代邮票取消了纪、特志号，但这些邮票仍有纪特属性，同样，把形式不同的邮资封的编号混编在一起，也还是有普通、美术之分的，“但此问题应在学术讨论中认定，非邮史阐述范围”（见“探讨”（中））。遗憾的是，“探讨”对“第八卷”在未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对邮政主管部门发行通知确定的邮资封名称进行“技术处理”，不但不予纠正，反而给予了认定，客观上起到了唱和作用，增加了人们对“第八卷”中有关这个问题的可信度。 还要指出的是，“第八卷”把人们简称为“红绿封”的一套邮资封，称为普封三“木刻图普通邮资信封”，这与原国家邮政总局发行这套邮资封的（70）邮工字第14号文件也是不符的。其中，“普通”、“木刻图”等词语并非“文件原有”，也是后加的。“探讨”对此未加评论，不知是遗漏了还是默认。“探讨”给另两套（第八卷中的普封四和普封五）的名称也有类似情况，在此不赘述。 |
